约翰·卡萨维茨的《首演之夜》常被概括成一位女演员的危机故事,这个概括有它的根据,却还没有抵达影片真正扎人的地方。[1][3][4][5] 默特尔·戈登酗酒,惧怕衰老,在一场演出后目睹了崇拜自己的少女粉丝死于车祸,随后在百老汇新戏的外地试演阶段一点点失去控制。[1][4][5] 可如果只是这样转述,它听上去会过于像一份病例,仿佛卡萨维茨只是冷静地记录一场崩塌。他真正拍出来的东西更古怪,也更可怕。他把“表演”本身改造成了一种带敌意的环境。在《首演之夜》里,化妆镜会像第二排观众,后台走廊会被拉成长长的道德通道,舞台也不再是角色藏身之处,反而成了一个人无法继续躲藏的地方。[1][2][4]

也正因为如此,这部电影才会这么沉重。[2][5] 默特尔真正害怕的范围,超出自己变老或者失去吸引力。她更害怕《第二个女人》这出戏递给她的角色,已经提前替她的人生下了判词。[2][4] Dennis Lim 在 Criterion 那篇文章里抓得很准,默特尔真正拒绝的,是别人已经替她分配好的那套角色,不论在台上还是台下。[2] 卡萨维茨整部电影都围绕这层拒绝运转。情节没有走向一种整洁的治愈,也没有通往一种明确的毁灭,更没有把职业精神重新扶正。它反复追问的是,当一个表演者已经分不清剧本在哪里结束,自我又从哪里开始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图像说明:题图采用 Criterion 提供的一张《首演之夜》剧照,画面里默特尔与曼尼、莫里斯站在戏中戏的空旷布景上。[6] 它的合适之处,正在于本文的判断落在这里,超出单纯展示一场排练。默特尔没有先在私人空间里受苦、再到公共空间里表演,卡萨维茨不断把这两种状态压进同一个暴露出来的戏剧空间里。

镜子把年龄变成了一件公开发生的事

这部电影最难受的地方之一,在于“年龄”从来没有被默特尔当成私人知识来处理。[1][2][4] 它总是被重新表演给她看。镜子不只是反光表面,它更像一种装置,会把自我端详立刻改写成一次面对观看的表演。MoMA 对影片的简介写得很直接,默特尔一边借酒压住每天在镜中看到的皱纹,一边也在压住那个死去少女留给她的阴影。[4] 卡萨维茨没有把这些皱纹拍成轻浮的虚荣,他把它们拍成一个提前到来的角色,一个默特尔还没有同意扮演的年龄位置。

戏中戏在这里就变得格外重要。《第二个女人》写的是女性衰老、妥协与情绪管理,这意味着默特尔被要求去体现一种已经被定型的女人状态,而她把这种状态感成了窒息。[2] Lim 提到她那句关键的话,她想找到一种方式去演这个角色,让年龄“没有任何关系”。[2] 这句话既可怜,也极其准确。卡萨维茨真正拍的,是一个演员怎样拒绝别人已经替她解释好的框架。危机在这里超出心理危机,它首先是一场解释权之争。周围所有人都觉得,他们已经知道默特尔如今意味着什么。

吉娜·罗兰兹的表演之所以这样锋利,也就在于默特尔拼命想从这套预先解释里挣脱出去。[1][2][5] 她发怒、游移、勾引、哀求、破坏秩序,因为这些动作说到底都在争夺一种作者权。如果她照着剧本把角色顺利演完,她害怕自己等于同意了别人替她写好的未来。镜子于是也不再只是道具,它像一个不肯离场的排练搭档。

后台走廊把每一次谈话都拖进排练中的高压区

卡萨维茨之所以让大量场景停在戏剧空间的边缘地带,有清楚的结构意味。[2][4] 走廊、化妆间、侧幕、旅馆房间、大堂与楼梯间,共同决定了影片的呼吸。这些地方总带着一种“还没上场”“刚刚下场”或者“正在补救刚刚发生之事”的气氛。Lim 把它们写成 haunted corridors,这个判断很贴切,因为电影里几乎每一场对话都像只完成了一半,仿佛角色本身、制作流程或者那个死去的少女南希,一直在旁边偷听。[2]

也因此,安慰在这里根本无从成立。莫里斯对默特尔说,她对自己而言已经越过一个女人的身份,被归入职业人物;曼尼则一次又一次用不同说法重复同样的逻辑,想把她重新拉回到“工作状态”里。[2] 他们以为这些话能让她安静下来,传到她耳边却都像指控。职业精神在这部电影里经常听上去像一种命令,要求所有人继续推动机器转动,不管这种转动要一个人付出多大的自我伪造。默特尔听得很清楚。后台走廊之所以显得那样长,也正因为它们是由拖延、改道与情绪交通管制搭起来的。

卡萨维茨随后又让戏中的掌掴场面不断回返,把这种压力继续拧紧。[2] 舞台上的身体接触,一次次冲破默特尔勉强维持的台上台下分界。Lim 对这一组段落写得尤其好,他指出这记巴掌并没有把默特尔更深地推回角色,反而总是把她从戏的幻觉里打出来。[2] 每一次重演,她都会给出新的拒绝。她倒下,尖叫,发笑,拖慢节奏,故意把场面弄歪。表演在这里没有稳定身份,反而显出身份从一开始就已经不稳定。

也正因为如此,这部电影看起来才会这样耗损身体。[1][2][5] 没有任何事情会留在它最初发生的那个场景里。一个粉丝的死亡漏进排练,一个情感上的拒绝漏进舞台走位,一次酒后的倒塌漏进关于艺术的争吵。戏院在《首演之夜》里并非一个封闭世界,它更像一套运输尚未完成之情绪的循环系统。

南希是一道无法剪掉的呼唤,鬼魂只是她的表层形态

很多关于这部片的介绍都会强调南希的幽灵性质,这种理解有它的根据,只是仍旧不够。[2][4] 南希真正重要的地方,落在她构成了一种无法被删改的呼唤,超过替影片添上一层超自然气味。她不断返回,是因为默特尔没法把那个死去的少女处理成一个已经结束的“粉丝事件”。在 Lim 的阅读里,南希既成了默特尔自己的缪斯,也成了那个更年轻女性自我发出的挑战。[2] 这层双重性重要。她同时是控诉、诱惑、记忆,也是一种再也回不去的替代人生。

顺着这一点看,《首演之夜》真正关心的,超出默特尔是否产生了幻觉。[2][4] 更值得问的问题是,南希究竟对这部电影的结构做了什么。她毁掉了“排练仍可只是技术问题”的希望。此后每一次试图修正默特尔表演的努力,都要先经过一个不断被提醒着青春、观看与死亡的身体。这个死去的粉丝,于是成了全片音色里挥之不去的一层底噪。

在这里,Roger Ebert 那篇评论是有帮助的,即便它最用力地强调的是酗酒与周围人的纵容。[5] 他说得对,影片确实极懂得那些为天才提供缓冲的人,那些因为演出必须继续而愿意替她维持局面的合作伙伴。[5] 可真正让这种纵容变得无处不在的原因,在于默特尔周围的每个人都想把眼前的危机重新翻译成一种可管理的问题。如果它只是“饮酒过度”,只是“神经太紧”,或者只是“害怕变老”,制作流程仍可以想象自己没有被真正动摇。南希不停地把这种简化打碎。她提醒观众,更深的东西已经进场了:默特尔不再相信围绕她运转的角色制度值得服从。

百老汇首演之所以成立,恰恰因为职业流畅性先被破坏了

影片结尾之所以这样有名,正在于它第一眼看上去像一场灾难被硬生生改写成了成功。[2][4][5] 默特尔醉得不成样子,被人穿衣、化妆、几乎是推着送上舞台。[4] Ebert 对这一点写得很直,MoMA 的简介也同样直接。[4][5] 可一旦演出真的开始,卡萨维茨立刻拒绝了那种常见的后台戏结局:明星在最后一刻靠纯熟技术重新把自己扶正,职业纪律恢复秩序,一切回归“表演应有的样子”。

这里真正发生的,是技术本身被冲开了。[2] Lim 把结尾写成一场 improvised rampage,默特尔与莫里斯一起放弃了职业平顺的安全网,在观众面前即时发明出一种滑稽、危险、却充满生命力的共同语言。[2] 这句话点中了整场戏的核心。默特尔挽救这个夜晚的方式,来自让“演对”这条路失去效力。剧本开始渗漏,节奏重新活过来,惊惶也在这一刻改写成了合作。首演会成立,因为表演停止假装自己能与危机分开。

这也是全片最卡萨维茨的时刻。[1][2] 真实以危险接触的方式出现,磨光的掌控姿态在这里失效。原本看似彻底脱轨的局面,反而成了某种真正交换的条件。可即便到了这里,电影仍旧没有保证这一次突破能够解决什么。[5] Ebert 在掌声之后留下的疑问始终悬在那里:这真的是胜利吗,人们究竟在为什么鼓掌?[5] 卡萨维茨把结尾留得足够开放,于是掌声既可以是解脱、兴奋、自我欺骗,也可以是这几种感受同时叠在一起。

《首演之夜》之所以能留下来,也正在这层不稳定里。[1][2][3][4] 它没有把表演简化成欺骗,也没有把崩塌浪漫化成通向真实的捷径。它拍出了另一种更难的情形:当一个人发现所有可供自己进入的角色都已经带着二手气味,自我便会变得难以栖身,而艺术仍有意义,因为艺术恰恰成了这个人公开与二手性对抗的地方。镜子、走廊、巴掌、死去的粉丝,以及那场醉意未退的首演,全都属于同一套设计。卡萨维茨借它们说出的是同一件事:剧本要开始说真话,往往得先有人冒着把整出戏弄坏的风险。

来源

  1. The Criterion Collection,《Opening Night》影片页,含剧情简介、演职员与修复信息。
  2. Dennis Lim,"Opening Night: The Play's the Thing",《The Criterion Collection》。
  3. BFI,《Opening Night(1977)》影片页。
  4. MoMA,《Opening Night. 1977. Written and directed by John Cassavetes.》
  5. Roger Ebert,"Opening Night" 影评(1991)。
  6. 本文题图所用 Criterion 剧照,来自 Opening N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