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柯蒂兹属于那种作品比名字更家喻户晓的导演。[1][2] 这当然和古典好莱坞的生产方式有关,制片厂时代的导演常常会被明星、类型与片名盖过去。可放在柯蒂兹身上,这种遮蔽格外明显。拍出《卡萨布兰卡》《侠盗罗宾汉》《欲海情魔》《扬基歌王》与《蜡像陈列馆之谜》的人,至今仍常常被写成一位能力超群、效率惊人的现场总管。[1][2] 这样的说法会漏掉最关键的一层:他的电影之所以有劲,不只因为题材、演员或对白,而在于调度本身会制造压力。人物沿着房间、楼梯、舷梯、镜面与人群不断流动,劳动、欲望与危险也就在这些流动关系里变成可见的东西。

也因此,与其再写一篇单片致敬,不如把柯蒂兹当成一个导演整体来看。[1][2][3] 他的标记不落在某一个类型,也不固定为某一个反复出现的图像,而是一种从内部把制片厂电影推起来的方法。黑帮片、侠义片、后台情节剧、战时爱情片、前法典恐怖片、音乐传记片,外层皮肤不断更换,内部行为却常有一致性。柯蒂兹偏爱处在紧张中的机构,偏爱需要协调过多事物的职业人,也偏爱那些摆脱陈设身份、转而成为论证工具的布景。摄影机不会事后去记录这些压力,它会预先把压力组织出来。

图像说明:题图采用 Wikimedia Commons 上的 1937 年华纳兄弟柯蒂兹肖像照。[7] 这张照片之所以贴合本文,正在于它呈现的是一位制片厂职业导演的公共面孔,稳、准、干净;而他的电影真正厉害之处,总在演员、布景与摄影机进入同一套受力系统之后才开始显现。

他总是先把机构拍活,再把英雄拍亮

《感官电影》把柯蒂兹概括为一位成就极高却长期被低估的导演,这个判断很准。[1] 他的电影成了流行文化里的柱石,他本人的作者身份却始终带着一种奇怪的匿名性。部分原因,恰恰来自他的跨度。TCM 的专题文章强调了这位导演职业生涯的惊人规模:六十年、178 个导演署名、自由穿越剧情、喜剧、爱情、黑色电影、歌舞、冒险与战争片。[2] 可这种跨度并不等于散漫。柯蒂兹最好的电影,总在回到某些组织化的人类系统:帮派、军队、剧团、报馆、海盗船、家庭、餐厅,或那些挤满中转、监管与旁观的公共空间。

所以,他的电影常常显得“忙”,而这种忙并不凌乱。[1][2] 即便情节表面上围着一位明星人物旋转,周遭世界也从不瘫着不动。《卡萨布兰卡》里的 Rick's Cafe 能够成立,理由并非只在于它给爱情提供了一个有名的背景,更在于那里本来就是一个由难民、侍者、乐手、黑市掮客、官员与旁观者共同构成的传导点。[2] 《欲海情魔》里,家庭野心不停外溢到厨房、账本、制服、餐厅与顾客之间。到了《侠盗罗宾汉》,反抗之所以显得轻快又有重量,也正因为它避开了孤胆潇洒的单线表演,转由森林、厅堂、城墙、宴席与成组行动的人体共同组织出来。[1][2][4]

柯蒂兹很早就明白,机构本身已经是一种戏剧形式。只要给它流量、纵深与互相冲撞的利益,故事在人物开口之前就已经获得速度。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电影往往开得快,收得也快。他并不等待观念慢慢宣布自己。世界已经被搭成了一台会自动生出摩擦的机器。

他的摄影机把房间拍成受压系统

《感官电影》那句“尤其擅长在封闭空间里调动摄影机”,几乎碰到了柯蒂兹最核心的能力。[1] 很多导演都能把户外拍得开阔,柯蒂兹的强项却是走进房间以后,反而让场面更有流速。走廊会变成等级通道,楼梯会变成道德斜面,镜子会变成欲望陷阱,桌角、门框与桌面边线会在无人解释的情况下,把权力分布预先显影。

布拉德·史蒂文斯在《视与听》那篇谈古典好莱坞场面调度的文章里,正好给这种能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说法。[6] 他把柯蒂兹的智慧理解为一种视觉层面的“论点制造”,也就是演员与布景的组织方式本身就在告诉观众某件角色未必意识到的事。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它让柯蒂兹和一般意义上的“手艺好”分开了。他的构图带着并非偶然的工整,也带着会思考的纹路。有人被遮住、有人从玻璃后面出现、有人向上走而另一个人停在下方,镜头往往已经对注意力、虚荣、权威或欲望作出了判断。

也正因如此,柯蒂兹的电影经得起从“经典”光环里拿出来重看。[1][2][6] 它们的力量常常是局部而即时的,脱离后世敬意也能成立。一场戏之所以成立,往往只是因为摄影机准确地找到了,能量落在什么身体上,又被什么障碍折了一下。他当然是强势而勤勉的制片厂导演,可这些电影的快,带着被协调过的秩序。速度在他那里远离慌张,指向清楚。

布景与色彩从来并非额外的漂亮

人们谈柯蒂兹时,很容易先想到华纳兄弟式的黑白效率与工业推进,于是忘了他对设计与色彩其实极其敏感。[1][2] MoMA 关于《蜡像陈列馆之谜》的说明很能说明问题。馆方特别指出,这部片子是大型制片厂最后一批重要的双色 Technicolor 作品之一,而那种只容纳红与绿的受限色谱,放进恐怖片时反而格外有效,因为它天然带着阴森的弯度。[5] 这层意义越过了技术史趣闻,揭开柯蒂兹一种持续存在的工作方式:他不会把限制当成只能忍受的条件,而会把限制本身转化成氛围。

同样的事情,到了《侠盗罗宾汉》那里,被放大成更华丽的一种组织。[4] MoMA 说这部片子在三色 Technicolor 的历史里占据关键位置,同时强调它的视觉设计越过华纳宣传口号里的夺目,呈现出更细、更复杂的组织。[4] 这个“复杂”很值得记住。柯蒂兹用色,目的不止于把奇观拍得好看。他是拿色彩来分配层级、肌理与重力。画面里的丰饶经过组织,避开平摊。大厅、旗帜、服装、森林,都会先把身体放进不同的联盟关系与受力关系里,动作高潮随后才到。

就算暂时离开色彩,柯蒂兹的布景也常常更像器具,而并非装饰。[1][5][6] 蜡像、酒馆阳台、楼梯扶手、吊灯、办公室隔断、家庭内部的软装,都会协助把社会关系压成清楚可见的结构。布景并非表演发生之后的背景板。布景先把表演削成可以成立的形状。

“快乐的意外”这个说法,低估了他一再解决过什么难题

因为《卡萨布兰卡》后来变得过于可爱,也过于稳固,关于柯蒂兹便很容易出现一种偷懒说法:既然片子伟大,也许它的伟大主要来自剧本、演员、战时语境与偶然组合,导演本人倒像是恰好站在现场。[1][2] 《感官电影》谈到这一点时很尖锐,它指出《卡萨布兰卡》的成功后来反而遮住了柯蒂兹自己的遗产,而并非顺手替他坐实了作者位置。[1] TCM 的写法更有助于把视角拉开,它一边提到奥斯卡与《卡萨布兰卡》的地位,一边强调柯蒂兹反复显现的能力:演员调度、戏剧化用光、从近景到升降镜头的流动摄影。[2]

更大的视角更能说明问题。[1][2] 若把柯蒂兹的电影看得足够多,《卡萨布兰卡》并不像一块孤零零掉下来的奇迹,它更像一次汇总。人群交通、职业性、情绪压力与视觉清晰,这些东西本来就已经散布在别的电影里,只是被重新分配到了不同类型中。变化的,是情绪调门。在一部片子里,它们变成浪漫牺牲;在另一部里,它们变成犯罪野心、喜剧性失控、恐怖展示,或带着光泽的反抗戏剧。导演智慧就在这里:他让每一种世界都变成一片可用的运动场。

MoMA 的艺术家页面虽然简洁,却靠并置本身说出了很多事情:在同一位导演名下,《侠盗罗宾汉》《海狼》《扬基歌王》《欲海情魔》这些作品同时存在。[3] 这条轨迹来自一位身份足够宽广、足够能迁移的导演,和没有身份的匿名匠人相距很远。他可以进入新类型,同时保留那些让类型运转起来的根本习惯。

所以,柯蒂兹的重要性在于他扩大了制片厂体制内部“作者性”可以呈现出来的方式,而不止于是否推翻作者论。[1][2][6] 这些电影太有生命,不适合被缩成行政效率。它们总在阻止古典好莱坞安静坐下。人们工作、逃跑、调情、攀升、躲藏、表演、互相背叛,而镜头里的每一堵墙、每一条走道都已经被安排得能够发言。真正值得辨认的导演签名正在这里:它不固定为某一张反复归来的图像,它持续表现为一种反复把空间压成压力、把运动压成意义的能力。

来源

  1. Jeremy Carr,《Curtiz, Michael》,Senses of Cinema
  2. Turner Classic Movies,《TCM Spotlight: Michael Curtiz》。
  3. MoMA,《Michael Curtiz》艺术家页面。
  4. MoMA,《The Adventures of Robin Hood. 1938. Directed by Michael Curtiz, William Keighley。》
  5. MoMA,《Mystery of the Wax Museum. 1933. Directed by Michael Curtiz。》
  6. Brad Stevens,《Reflections on style: what became of classical Hollywood mise en scene?》,Sight and Sound / BFI。
  7. Wikimedia Commons,《File:Michael Curtiz, Warner Bros. 193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