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女孩藏起来躲避狼。灌木遮住她的身影，草木的气味也让狼嗅不出她的踪迹，狼眼看就要离开。偏在这时，她因品行优良而得到的奖章相互碰撞，叮当作响。那些证明她美德的饰物，暴露了她的藏身之处。[1]

这就是萨基（Saki）的《讲故事的人》（“The Story-Teller”）里，教育意味最浓的一刻。在《沙尔茨—梅特克卢姆教学法》（“The Schartz-Metterklume Method”）中，另一堂课也偏离了它体面的初衷：学习罗马史的孩子们，把看门人的女儿拖向宅邸，重演劫掠萨宾妇女的故事。两篇小说里，都有一位大人把孩子引入其中。两场表演的结果，也都让负责看管孩子的女人原本的安心期待落了空。[1]

把这两篇小说放在一起读，教学便有了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一堂引人入胜的课究竟该用来做什么，由谁决定？萨基先让答案逗人发笑，再让人感到不安。挫败一个烦人大人的快感，足以遮住其余人的遭遇。

两篇小说均收入1914年的小说集《野兽与超级野兽》（Beasts and Super-Beasts），最早的读者则来自报纸：《沙尔茨—梅特克卢姆教学法》于1911年10月14日刊于《威斯敏斯特公报》（Westminster Gazette）；《讲故事的人》随后于1913年9月2日刊于《晨邮报》（Morning Post）。[1][2] 这两出短小紧凑的戏，写给大人看，谈的却是给孩子讲故事会惹出的麻烦。下文的比较将一直读到两篇小说的结尾。

一个问题，拆散了道德寓意

《讲故事的人》里，姨妈得在闷热的火车车厢内管住三个孩子。萨基把他们的对话化约为两股相争的冲动：她说“别这样”，他们问“为什么”。这点差别，已经包含了一套关于讲故事的道理。她要制止行动，他们要弄清原因。[1]

她讲了一个好女孩从公牛的威胁下获救的故事，却无法满足孩子们对原因的追问。要是女孩没那么乖，难道就没人救她了吗？一个孩子这样问，姨妈只好承认，还是会有人救的。于是，获救这件事再也证明不了那条道德训诫。善良被贴在事件上，却没有促成事件的发生。

同坐一节车厢的单身男子应下了讲故事的挑战。起初，他故事里的女主人公伯莎也让人提不起兴致。随后，他说她“好得可怕”。这个修饰语容纳了姨妈的词汇容不下的经验：要求旁人赞赏模范行为，也会令他们备感压抑。孩子们听到这里，认出了自己熟悉的经验，训诫退到了一旁。[1]

不过，他真正的本领还在后头。伯莎的美德为她赢得了进入王子花园的资格。她身上干净的围裙让狼看见了她，她的奖章又让狼听见了她。每一样得到大人嘉许的标志，都变成了实际的累赘；每一个先前交代过的细节，也都有了第二重用途。

因此，这个结局的力量，远胜于凭空抛出的恶意惊吓。单身男子让整套道德奖赏带动情节发展。姨妈只说，善良带来营救；他却铺出一连串具体情势，让招人注目的善良招来危险。即使拒绝接受故事暗含的教训，也仍能看出他在编排上的高明。

他还把孩子的插话当作素材。有孩子问花园里为什么没有羊，他便编出一个缘由；轮到花朵的缺席需要解释，猪就派上了用场。提问为想象中的世界添上陈设。姨妈把好奇心视作干扰，单身男子却将它纳入讲故事的乐趣。[1]

名头响亮的教学法

另一篇小说里的夸巴尔太太，听起来要开明些。她希望孩子对历史产生兴趣，让历史人物鲜活起来，摆脱死记日期的枯燥。愿望本身合情合理。她的错误始于一种笃定：自以为早已知道眼前的人是谁。

在火车站，她认定卡洛塔夫人就是自己前来接的家庭女教师。卡洛塔顺势接受了这个误认。两人的初次交谈，就定下了这出喜剧的章法：夸巴尔太太分派角色，眼中这位新雇员则放手扮演，直至闹出乱子。[1]

凭空杜撰的沙尔茨—梅特克卢姆教学法，延续了这套章法。这个气派的名称让父母双双点头赞许，两人都宁愿装作懂行，也羞于开口询问它的含义。对照火车上的孩子，差别便清楚了：孩子会打断大人的话，索要解释。到了这里，大人碍于颜面，把一句足以避免麻烦的提问咽了回去。

第二天早晨，历史已成了全家眼前的一场戏。一个女儿代表罗马，另一个坐在狼皮毯下面，男孩们则奉命去抓看门人家的女孩。一个孩子听岔了，把“萨宾妇女”（Sabine women）说成“寒酸妇女”（shabby women）。[1] 这个口误借来宅邸里区分当下社会身份的措辞，给一段古代往事染上了眼前的色彩。

卡洛塔声称自己已经照要求办事：把历史演出来，就该记得牢。夸巴尔太太救下被抓来的女孩后，假女教师反倒把营救说成教学上的错误：男孩们这下就有理由以为萨宾妇女逃脱了。忠于史实成了她坚持演下去的借口，荒唐得妙不可言。

这个笑话照出了父母那番动听话语的限度。让往事鲜活起来，听着温和无害；一旦挑中的往事包含暴力，问题也就跟着来了。不过，卡洛塔照字面办事，同样出于自己的选择。选用这段历史、征召这些不情愿的演员、用打屁股威胁男孩参演，都出自她自己的决定，超出了夸巴尔太太的吩咐。这位冒牌教师亲手制造了危机，随后又把责任推给了课业。[1]

无从插话的孩子

正是这声威胁，让两篇小说的差别更加鲜明。单身男子得赢得听众，卡洛塔则可以发号施令。他面对的孩子会质疑虚构的故事，评判故事的结局；她面前的孩子只管领受角色，看门人的女儿更沦为别人教学演示中的受害者。

读到这里，要把两篇小说都当作对想象力教学的颂歌，便很难心安理得。在火车车厢里，自由发挥想象力，也包含倾听孩子；在夸巴尔家的草坪上，这份自由却包含拿孩子为己所用。扰乱权威的大人，未见得会把自由分给所有处在自己之下的人。

洛琳·M. 伯登（Lorene M. Birden）研究萨基小说中的命名时，将《沙尔茨—梅特克卢姆教学法》归入一类作品：人物借用临时身份捉弄别人，随之引出捉弄者对受害者负有何种责任的问题。[3] 顺着这一批评思路，便能看清这里借来的姓名。卡洛塔可以利用“霍普小姐”的权威，用过便弃。真正的家庭女教师到来时，这户人家早已乱成一团。

小说开头，卡洛塔曾挺身维护一匹负担过重的马。这一笔让人物比单纯的残酷形象更难判断，也更耐人寻味。她看得见痛苦，而且肯出面干预。然而，同一种掌控局面的能力，后来却制造了痛苦，供人取乐。依本文的解读，萨基容许读者享受她反抗的快意；要据此把她每一次运用这股力量都称为宽厚之举，文本给出的依据仍然不足。[1]

留下来收拾这堂课的人

两个外来者都能离开。卡洛塔走出这户人家，单身男子走下火车。来去自由，本就是他们胜利的一部分。

单身男子最后的快意尤其耐人寻味。他预想着孩子们今后会在公共场合，一再缠着姨妈讲些有失体统的故事。他这一次成功的表演，将变成她持续的困扰。故事落幕时，他正满意地想着这幅情景，丝毫没有许下协助她教育孩子的承诺。[1]

与此同时，看门人家的孩子被卷入卡洛塔的实验，全然出于被迫；真正的霍普小姐则得走进一场挂在自己名下的混乱。笑话的奖赏与代价，落到各人身上各有轻重。设局的人尽兴离场，总有别人留在屋里。

由此对读萨基的两篇小说，便越过了乏味说教与活泼想象力之间那场熟悉的较量。一个故事可以编排得精妙，也可以被拿来作弄人。一堂令人难忘的课，也能成为对听课者的欺凌。听听那些奖章的响声：那是情节编织的精妙一笔。再把目光移向草坪，那些被强行带走的孩子，完全有理由盼着这场表演就此停下。

参考来源

1. 萨基，《野兽与超级野兽》（Beasts and Super-Beasts）（John Lane，1914），古登堡计划——小说原文及作者的发表说明；《讲故事的人》取自火车上的交谈至单身男子离开的部分，《沙尔茨—梅特克卢姆教学法》取自车站相遇至真正的家庭女教师到来的部分。
2. The Annotated Saki，“First publication”（首次发表）——书目表，记录两篇小说在报纸上的发表情况，以及收入《野兽与超级野兽》的情况。
3. 洛琳·M. 伯登，“Layers of naming and responsibility in Saki’s short stories”（萨基短篇小说中命名与责任的层次），Brno Studies in English，第38卷第1期（2012），第55–76页——期刊摘要，概述化名、恶作剧者及其对受害者责任之间的关系。
4. Spudgun67，“Hector Hugh Munro — 97 Mortimer Street, Fitzrovia, London”（赫克托·休·芒罗——伦敦菲茨罗维亚莫蒂默街97号），维基共享资源——上图的来源与出处，照片摄于2017年3月6日，采用CC BY-SA 4.0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