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弗雷姆·麦凯勒（Ephraim Mackellar）开篇便带着保管文书者特有的笃定。他认识巴伦特雷少爷，侍奉过少爷的弟弟，与兄弟二人同行，也亲眼见到了那场灾难。旁人手里是传闻，他手里是证据。在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小说《巴伦特雷少爷》（The Master of Ballantrae）第一章里，他许诺自己将“像法庭上的证人一样”叙述事情的经过。[1]

接着，史蒂文森把一个过于庞大的故事交给这位证人，他在故事中的位置，远不足以让他尽览全貌。麦凯勒得借用别人的历险记，承认自己的暴行，还要把与自己利害各异的人所留下的证词汇集起来。跟随这对兄弟辗转世界，是小说惊险趣味的一部分。与之相伴的还有一种更沉静的悬念：叙述者一边向我们展示自己权威的限度，一边又能保有多少权威？

本文涉及小说结局。

随文稿而来的承诺

小说于1889年以单行本出版，连载始于前一年。如今读者熟悉的那篇序言，讲述麦凯勒手稿如何被发现，却是后来才有的：据史蒂文森作品书目，它首次发表于1898年的爱丁堡版。本文所用的古登堡计划文本收录了这篇序言。分清这个先后颇为要紧，后加的框架改变了我们进入这段叙述的方式。[1][2]

序言里，一位编辑到爱丁堡拜访朋友，见到一包密封的家族文书。麦凯勒曾规定，百年之内不得拆封。朋友读过文稿，提议润饰其中的景物、人物与文笔；编辑则坚持照原样出版。两人的交谈，让文稿表面上的粗粝成了真实的凭据。我们由此愿意相信，眼前留下的是悉心保存的证据，一切修饰叙述的功夫都已被挡在门外。[1]

然而，麦凯勒在第一章里便道出了自己讲述的动机。他深爱弟弟亨利·杜里（Henry Durie），相信如实记下往事，能够偿还自己欠逝者的一份情。深厚的眷恋让他的证词有了温度，也有了迫切感；证据还未呈上，这份心意已经为叙述定好了去向。

掌握许多事实，与理解事实的含义，其间有一道要紧的分别。麦凯勒与这家人的密切关系，足以让人相信他知情之深。至于他是否明白这些事究竟意味着什么，小说的布局始终在加以检验。

家事中插入一段历险

兄弟二人的分途始于1745年。哥哥詹姆斯，也就是书名里的少爷，投身詹姆斯党人的事业，亨利则留在家中。詹姆斯的死讯传来后，亨利的人生逐渐与庄园纠缠在一起，也与原本许配给詹姆斯的艾莉森纠缠在一起。麦凯勒能够描写这个家庭所受的创伤。至于失踪的哥哥在海外度过的那些年，则超出了他的亲历。[1]

为了补上这一段，第三章把讲述交给了伯克骑士（Chevalier de Burke），阅读的乐趣也随即一变。庄园管家的记事突然展开为逃亡、海盗生涯与险途跋涉，讲述者是一个以武艺闯荡四方、钦佩詹姆斯才干的人。麦凯勒费尽心力抗拒的那份魅力，读者此时得以暂且置身其中。

不过，讲述还未转手，麦凯勒已先加了一层限定。他说，伯克当年向一家人口述的，是“一番大加粉饰的讲述”；如今摘录在此的文字，正是要替代那个版本。于是，我们读到的故事经过了几番取舍：伯克如何回忆，如何在这家人面前讲述，以及麦凯勒最终决定转载哪些内容。[1]

若只把这里读成诚实的叙述者与说谎者之间的较量，许多趣味便会流失。一个人能够准确描写勇气，同时对残酷视而不见；另一个人能够正确辨认残酷，同时又对施暴者那份魅力耿耿于怀。被讲述的人仍是同一个，讲述者一换，受到注意的品质也随之改变。

史蒂文森在回顾写作时，谈到了这段插叙的一个实际缘由。他想让故事横跨遥远的国度，自己对印度的了解却大多来自书本。增加一位叙述者，就能让笔下轻轻带过那片地域。随后，伯克那份倾慕之情，以及他单纯的道德眼光，也被纳入了小说的构思。[3] 作者借此跨过地理上的距离，读者却因此遇上了判断上的难题。

证人伸出了脚

第九章把麦凯勒放到了更难自处的位置。他与詹姆斯同乘海船，听后者讲一桩精心安排的复仇，手法足以让人当作意外。船身颠簸，詹姆斯摇摇欲坠，听者积存的恨意终于找到了可乘之机。麦凯勒伸出脚，想把他绊进海里。詹姆斯躲过了一劫。[1]

这个故事嵌在何处，大有讲究。先前，伯克的叙述把詹姆斯在远方的行迹带进了家族记事；到了这里，詹姆斯亲口讲的故事，又促使那个记录他的人付诸行动。故事中的故事越出了自己的范围，改变了听故事的人。

麦凯勒坦承了这次杀人未遂。这样的坦率应当得到认真看待：一个只想显得清白的叙述者，原本可以把它略去。然而，坦白之后，他也回不到从前的位置。我们已经知道，整理证据的这个人，曾经想要其中一位主角的命。

与此同时，詹姆斯仍能从那份带着杀意的忠诚里认出忠诚。麦凯勒深为自责的举动，在他眼里却有值得赞赏之处，这样的反应扰乱了管家分判善恶的尺度。这一幕让两人都难称全胜。忠心侍奉的说辞与它所能容许的暴力，也因此纠缠得更紧。

三份材料，合不成一双眼睛

到了第十一章，麦凯勒开始明说自己如何编纂这段记事。他叙述深入美洲荒野的远征，凭借的是芒廷（Mountain）的书面陈述、与塞昆德拉·达斯（Secundra Dass）的交谈，以及后来与芒廷的交谈。他承认，几份材料彼此有出入。芒廷在书面版本中隐去了犯罪责任，口头吐露的实情却更多，因为他把麦凯勒当成了同谋。[1]

因此，同一个人一旦设想面前坐着另一种听众，也会成为另一种消息来源。伯克那一段已经教我们留意这种差别；如今，要重现通往结局的那段经过，这种差别更成了要害。

麦凯勒将事件逐一排好，材料的来路却始终留在其中。那条流畅的时间线，是编辑整理的成果。叙述的清楚连贯，也容易让人误以为，一切都出自同一个目睹全程的人。

接着，到了坟前，史蒂文森又让亲眼所见显出了不足。塞昆德拉设法救活已经埋下的詹姆斯，麦凯勒看见少爷睁开了眼睛。亨利随即倒地。管家转身去看自己深爱的那位弟弟，发现他已经死了。后来，其他人还说起詹姆斯随后的动作，麦凯勒对此却无从作证：“我不知道，那时我正顾着别的事。”[1]

这句话如此轻淡，却令人心惊。他当时顾着的，恰是自己一生最重的责任。那份眷恋促使他把一切写下，也使他在这一刻无法看尽一切。

那场看似复生的奇事，在生理上究竟如何解释，可以暂且悬置，先看这一幕在小说形式上做了什么。两件事同时争夺一个证人的注意。麦凯勒对亨利尽忠越深，对詹姆斯的观察便越难周全。就在读者最盼望得到一份权威记述之际，叙述者只能向我们标明他所知的尽头。

密封的文稿留下了什么

史蒂文森回忆，冰封荒野中，一个被埋葬的人再度归来的形象，曾促使整部小说开始成形。他设想让此人一再消失，层层引向最后那次阴森的归来。[3] 因而，这个结尾很早就在构思之中；只是沿着麦凯勒朴实务实的笔调一路读来，抵达时仍令人震动。

手稿的框架许诺，一包珍藏多年的文书，终将解释一桩陈年丑闻。真正呈到读者面前的记载，却更贴近一个人的内心：他努力解释发生过的事，始终又被情事中的人牵系着。麦凯勒能保存自己的见闻，交代借用了哪些材料，也能承认自己在何处转开了目光。要寻找这部家史中最值得信任的一刻，可以从他坦陈自己无从知晓的地方看起。

来源

1.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巴伦特雷少爷》（The Master of Ballantrae）（1889），古登堡计划——小说原文，收录后加的序言；本文主要参照第I–III、IX及XI–XII章。
2.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网站，“作品年表”（Works Chronology）——连载、1889年单行本出版，以及序言于1898年爱丁堡版首次发表的记录。
3.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巴伦特雷少爷》的缘起”（The Genesis of ‘The Master of Ballantrae’），收入《写作艺术论集》（Essays in the Art of Writing）；古登堡计划据1905年Chatto & Windus版转录——关于荒野中的结局、故事涉及的地域，以及伯克这一人物的创作。
4.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网站，“纽约与萨拉纳克”（New York and Saranac）——作者1887–88年间的居留，以及标注为“萨拉纳克湖的RLS（1887）”（RLS at Saranac Lake (1887)）的档案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