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 年 2 月,离去世只剩几个月的时候,克拉丽斯·李斯佩克朵来到圣保罗 TV Cultura 电视台,原本是为一档谈电影的节目出镜。后来,记者 Julio Lerner 临时说服她坐下来接受采访,于是留下了她唯一一份电视影像记录。[1][2][3] 这段录像的档案价值几乎立刻就能成立。这段录像来自她生前晚年在镜头前的真实状态,区别于身后整理出来的纪念回望:她对镜头有戒备,对文学包装没有兴趣,带着一点干涩的幽默感,同时又异常清楚地意识到,作品与那个被公众搭建起来的“作家人格”之间,始终隔着一段危险的距离。[1][3]

也正因此,这段影像属于文学档案,超出名人余晖。到那时,李斯佩克朵在巴西文学里早已并非初出茅庐的人物。Britannica 的传记条目写得很清楚:1943 年,她在二十出头时就以《近于狂野的心》成名;到了 1970 年代,她已经写出了《G.H. 的激情》《活水》以及 1977 年的《星之时辰》这样一批把意识、叙述与存在压力拧在一起的作品。[4][5] 但这场访谈并没有替这条履历做加冕式总结。它一次次拆掉加冕的姿态。李斯佩克朵的回答,总像是在提醒人:读者已经把“Clarice Lispector”变成一种类别,而她对一切类别都保持警惕,哪怕那类别看上去是在赞美她。[1][3]

时间位置让这份档案变得更锋利。IMS 的背景文章指出,李斯佩克朵要求这段访谈在她身后再播出;同一篇文章也把这场采访放回 1977 年,也就是《星之时辰》出版的那一年,那本短而尖的晚期小说,把贫穷、叙述、怜悯、残酷与自我暴露压进同一条不断失稳的语言里。[3][5] 放在这部晚期作品旁边来看,这段访谈立刻不再像边角材料。它与小说处在同一种晚期声部里:说话者努力保持平直,可每一句平直的话,下面都在裂开。

配图说明:题图采用 Wikimedia Commons 上一张真实的 1972 年档案照片,避开书封或风格化肖像。这样的选择适合本文,因为访谈一再回到“暴露”这个问题:李斯佩克朵的身体与面孔确实坐在镜头前,但几乎每个回答都在拒绝把这个可见的自我变成作品的稳定解释。[6]

历史语境:到 1977 年,李斯佩克朵已经把内在生命写成了一种公共震动

李斯佩克朵进入文学现场的方式很早,也很决绝。Britannica 的传记提到,她的家庭为逃离旧俄帝国与乌克兰地区的反犹暴力而迁往巴西,她在累西腓与里约长大,1943 年出版《近于狂野的心》,随即被视为巴西文学的重要新声。[4] 企鹅版本页对那本处女作的描述,也保留着当时的震动感:那是一部由二十来岁的年轻作者写出的高度内向小说,意识流动、语气突变与思维的起伏,已经不肯服从情节的整齐要求。[4] 到 1977 年她坐进电视台小演播室的时候,她早已越过第一次向公众解释自己的阶段,开始承受“经典化”的反作用力。

这个负担很重要,因为李斯佩克朵的声名早早就和“难懂”绑在一起。许多读者靠近她,先准备好的往往是神秘、晦涩、灵性、恍惚这些词。访谈把这几种说法都拆开了。Paris Review 在介绍这段影像时强调她在镜头前显得躁动、简短,像是根本不愿意待在那里,可即便如此,她仍不断给出比许多作家在最放松时更有力量的回答。[2] 她没有表演“李斯佩克朵式神谕”,而是一次次退回到几条极直接的命题上:阅读、标签、写作、理解。这份档案最让人意外的地方,正在于那个常被描述成神秘莫测的作家,在这里显得比她的名声更加精确。

晚年的时间点又让这种精确带出别样的重量。New Directions 把《星之时辰》称为她完成度极高的最后一部小说,围绕马卡贝娅与不断插手的叙述者 Rodrigo S. M. 展开,把简单、身份与叙述本身的暴力一起推到台面上。[5] 这对理解访谈重要,因为镜头前的李斯佩克朵也在围着同一组问题说话:谁有资格解释一条生命?为什么有的读者是经由感受进入,而有的人始终卡在解释门外?一句话怎样保持简单,又不因此变得单薄? 电视镜头捕捉到的,正是她把这些问题用日常语言说出来的时刻,而她最后一部小说正在同一时期把这些问题重新写进虚构之中。[1][3][5]

视频来源

嵌入的视频来自 Penguin Books UK 发布的 1977 年 2 月 TV Cultura 访谈 英文字幕版。[1] 企鹅在视频说明里写明,这是他们掌握到的唯一一段李斯佩克朵影像,同时也交代了具体缘起:她原本为另一档节目来到电视台,电视台负责人抓住机会请求一次个人访谈,于是留下了这段让人得以看见她晚年回望自己小说的影像。[1] IMS 的文章则从巴西一侧补上档案语境,确认采访者是 Julio Lerner,节目名为 Panorama Especial,并说明这段访问是应李斯佩克朵本人要求,在她去世后才播出。[3] 两边信息拼在一起,这段录像的出处相当扎实:原始电视环境、可以核实的主持人、明确的年月,以及后续由机构保存而并非民间散落的传播路径。

访谈进行到中段时,她把“难懂”从智力问题挪回了接触问题

最有力的段落之一,出现在 Lerner 问她年轻读者、也问到《G.H. 的激情》接受史的时候。[1] 李斯佩克朵给出一个几乎过于工整的例子:一位葡萄牙语教师告诉她,这本书读了四遍,还是不知道它究竟在写什么;第二天,一个十七岁的年轻读者却说,这本书是自己的枕边书。[1] 重点落在理解与资历并不整齐对应,超过“专家失败、少年得门”这样的对照。大约 17:40 左右,李斯佩克朵的意思格外清楚:理解并非智力高低的问题,更像感受与接触的问题。[1] 这句话的批评意义很大。它解释了为什么她的小说一旦被当作谜题来攻克,就会显得封闭;可一旦被当作经验来进入,又会突然变得贴身。

档案由此把文学史写得更具体。人们很容易在外部描述李斯佩克朵,说她写内在性,写意识深处,写不可说的东西。访谈却给出了她自己关于“作品如何抵达读者”的说法。她没有把晦涩当成声望,也没有宣称自己超出理解。她描述的是另一种可读性秩序:重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接触无法瞬间完成,它需要累积。[1] 那个教师与十七岁读者的故事听上去很随手,实际上已经构成一套晚期阅读观:问题不在谁最聪明,而在谁能在文本里停得够久,让句子自己继续打开。

到 19:00 至 20:50 左右,整场访谈变成了一次关于“作家”标签的较量

更尖锐的转折出现在 Lerner 追问“作家克拉丽斯·李斯佩克朵”会给“个人生活中的克拉丽斯·李斯佩克朵”带来什么问题的时候。她的回答短得惊人:有时把自己看成作家,会让她被隔离;它给她贴上一个标签;一旦贴上这个标签,她说的任何话都会因为出自“作家”之口,而被理解成某种美妙之辞,或者某种彻底的胡话。[1] 这正是必须观看影像、超出文字转述的理由之一。你能看见她对这一角色的不耐烦,也能看见她格外清楚,自己已经难以彻底退出这个角色。名声让解释提前发动了。听众还没来得及先听一句话,就已经决定那句话应该属于什么类型。

这层抱怨与《星之时辰》的结构几乎是连在一起的。[5] Rodrigo S. M. 不断撕扯的,正是叙述与占有、怜悯与展示、替他者发声与把他者生命据为文学材料之间的边界。[5] 在访谈里,李斯佩克朵说的是一种更日常、却同样尖利的暴力:一旦“作家”这个标签盖下来,普通说话就会被解释机制接管。也因此,她对采访的抗拒不只是羞怯,更像一种形式上的自我保护。她是在努力保住说话本身,免得每一句话立刻被送进“Clarice”这台阐释机器。

同一段访谈还留下了整场录像里最清楚的一句风格说明。大约 20:30 左右,李斯佩克朵说,归根结底,她写得非常简单;几秒之后,她又补上一句:“我不装饰。”[1] 对熟悉《活水》流动语势或《G.H. 的激情》形而上压力的读者来说,这句话几乎显得悖论。可悖论恰恰说明问题。李斯佩克朵的句子,在装饰意义上并不繁复。它们真正让人感到困难,原因不在辞藻繁密,原因在于它们砍掉了原本会安抚读者的那一层缓冲。于是,所谓简单并不等于轻松,而更像一种裸露。

接近结尾时,她说自己在“从坟墓里说话”,整段档案也由此进入晚期声部

这段视频里最著名的一句,出现在靠后的位置。Lerner 问她,每完成一部新作,她是否会重新更新自己;李斯佩克朵回答说,此刻的自己已经死了,正从坟墓里说话。[1][3] Paris Review 把访谈里另一句话挑出来,作为介绍它的标题线索:写作并不改变什么,真正发生的是一种打开。[2] 两句话放在一起,档案的真实力量就显出来了。李斯佩克朵没有以胜利者、总结者或自我调和者的语气出现。她带着明显的疲惫,同时仍在坚持文学的开启力量。

“从坟墓里说话”之所以重要,并不只是因为它听上去够惊人。它超出单纯的哥特式自我表演。放回 1977 年、放回《星之时辰》刚刚问世或正在问世的语境,这句话更像在说明一种写作位置:说话的人一只脚还在自我之内,另一只脚已经站到自我之外。[3][5] 访谈把这种位置直接变成了声音。她一直用极平直的口气说话,可句子的内容却带着终局感、身后感,又带着一种奇异的轻。死亡在这里像一层剥离术,把“作家必须稳定解释自己”的义务一点点削去,最后留下来的,只剩句子的压力与接触。

这段影像今天为什么仍然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 1977 年的这场访谈值得被保留下来,作为一束真正照进文学内部的档案光,区别于供人凭吊的名家逸闻。它把李斯佩克朵放在公众神话、晚期风格与身体疲惫交汇的位置上,同时又让她亲手拆掉三种最糟糕的归纳:难懂不等于智力勋章,“作家”标签包不住说话者,所谓简单也从来不会站在风险的反面。[1][2][3] 这段录像给出的,是另一组东西:简单需要极高代价,重读是一种接触,文学做的工作,是让世界从被解释平的状态里重新打开。

顺着这个角度看,这段访谈并非躲在作品背后的补充材料,它应该与作品并排存在。它不会替人“破解”李斯佩克朵,却能把阅读她时真正押上的东西说得更清楚。镜头前的那个说话者,一直在试图从自我说明与文学声望里剥掉装饰;等装饰剥落以后,剩下来的东西极其严厉:一条平直的句子,对标签的拒绝,以及一个早已知道后世会误读自己、却仍然继续说下去的声音。[1][5]

来源

  1. Penguin Books UK,《Interview with Clarice Lispector - Sao Paulo, 1977 (English subtitles)》,YouTube 视频,1977 年 2 月影像,2014 年 1 月 24 日上传。
  2. Dan Piepenbring,《It Changes Nothing》,The Paris Review,2014 年 12 月 10 日。
  3. Elizama Almeida,《I'm Talking From My Grave》,IMS Clarice Lispector,2017 年 6 月 7 日。
  4.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Clarice Lispector》。
  5.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The Hour of the Star》。
  6. Wikimedia Commons,《File:Clarice Lispector, 1972.jpg》:本文题图所用照片的来源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