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1月23日拂晓前,意大利汽船“佛罗里达”号(Florida)在楠塔基特岛外海的浓雾中,撞上了白星航运公司的邮轮“共和国”号(Republic)。前者载着移民驶向纽约,后者载着乘客前往地中海。两艘受损的船近在彼此身旁,急需的救援却还在视线之外。[1]
无线电让这场救援为后人熟知。求救信号发出之后,救人的工作才刚刚开始。随后的白天与黑夜里,众人能否脱险,系于一连串险中求生的安排:先在撞伤自己船只的那艘船上暂避,等救援船在雾中找到彼此,再靠小艇在船与船之间反复摆渡。
越过船舷的声音
“共和国”号于1月22日驶离纽约。船上的无线电报务员杰克·宾斯(Jack Binns)受雇于马可尼公司,楠塔基特岛的一座岸台则守在通信的另一端。据PBS记述,当晚值班的报务员杰克·欧文(Jack Irwin)收到了求救信号,随即开始引导其他船只赶往现场。[2]
这座岸台的位置关系着救援。船只隐入浓雾,岸上仍能收到它的信号;船载发射机功率所及之外的船只,还可以由岸台报务员联络。邮轮遇险后,就能主动求援,免去等待别船偶然经过的漫长时间。
从宾斯在1月27日《纽约时报》刊登的自述中,可以看到这套设备得以保全的侥幸。撞击毁坏了他的舱室,天线却完好无损。船上断电后,蓄电池维持着发射机运转。他还提到,发报时,自己得用手扶住已经折断的电键杠杆。[4]
机器仍能派上用场,全靠有人在这样的处境中继续操作。宾斯必须维持往来的通信:报告船长的需求,接收回信,并向不断移动的船只通报最新情况。PBS记述,楠塔基特岸台成了“共和国”号与正驶来的“波罗的海”号(Baltic)之间的中继站。听见微弱的信号,只是这场持续工作的起点。[2]
最近的避难处,船首已经撞瘪
乘客第一次撤离时,“波罗的海”号尚未抵达。“共和国”号的乘客乘小艇转移到“佛罗里达”号,后者的船首在碰撞中被挤得向后凹陷。这艘受损的意大利船成了他们暂时的避难处,无线电报务员等人则留在“共和国”号上。[5]
照片让人看清,这份庇护也伴随着险情。原本向前伸出的船首,钢板层层向内弯折。仅凭这张事后摄于干船坞的照片,难以确知船在那天早晨的状态;眼前的损伤则足以说明,登上“佛罗里达”号时,险情仍在继续。[3]
对乘客而言,撤离之后又是一段安危未定的等待。现场已有一艘够大的船可以接纳他们,能够载着所有人继续航行的完好船只,却还在赶来的路上。从离开“共和国”号到真正脱险,中间的这段距离决定了余下一天的经历。
PBS的纪录片重现了这段等待:乘客留在“佛罗里达”号上,“波罗的海”号仍在搜寻。救援邮轮终于找到他们之后,众人又经历了一次令人筋疲力尽的转移。讲述若只围着宾斯展开,这一前后顺序就容易被略过:乘客第一次离船脱险后,还得再走一程。[5]
近到能听见彼此
到了傍晚,“波罗的海”号已经靠得足够近,声音开始弥补视线的缺失。宾斯记述,船只使用爆炸声发出信号,船长英曼·西尔比(Inman Sealby)循声判断方向,再由宾斯发报传达航向指令。随着“波罗的海”号驶近,它的雾笛声愈发清晰,船长随即提醒它谨慎前进。[4]
无线电与声音各有用处。无线电穿透浓雾,传递明确的指令;爆炸声则帮助船长辨明该朝哪个方向驶去。两者配合,终于让船只会合,靠近本身却又带来新的危险:救援船还得留心避让,以免撞上它要援救的遇险船。
缉私巡逻舰“格雷沙姆”号(Gresham)也遭遇了同样的困难,搜寻耗时更久。官方报告记载,该舰在1月23日上午接到消息后,十分钟内便已出发。位置不明,加上大雾笼罩,搜寻一直持续到次日上午较晚时分。[6]
这段延误让救援的局限有了具体的尺度。消息传递远比船只航行迅速,而船只抵达大致海域之后,距离找到求救者仍隔着很长一段时间。这些小时,只能由受损船上的人一一熬过。
黑暗中的又一次摆渡
当事人的记述,为撤离过程留下了更多波折。乘客兼作家詹姆斯·B. 康诺利(James B. Connolly)在1月25日的《波士顿邮报》撰文,写到小艇在“波罗的海”号旁等待,海况渐趋恶劣,乘客疲惫不堪。他质疑转移为何迟迟没有开始。宾斯赞扬了船员,也承认要把乘客从摇荡的小艇送上大船十分艰难。[4]
这些记述保留了对救援者的敬意,也留下了行动中的阻滞。康诺利的批评能触及的延误原因有限,宾斯的赞扬之中,风险依然清晰可见。两人的文字都将读者带到小艇旁边:纵然最终获救,每个人也得先跨过登船前最后几英尺的距离。
电信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Telecommunication Sciences)对整场行动的概述记载,共有七艘船响应求救,幸存的乘客与船员由划桨小艇救出。该所同时记录,碰撞造成六人死亡。将幸存者送往安全之地的功绩,与事故留下的丧亲之痛,一同留在这场灾难中。[7]
最后一艘救生艇
1月24日,抢救“共和国”号船体的努力仍在继续。“格雷沙姆”号拖带着它,“弗内西亚”号(Furnessia)从船尾协助控制航向,“塞内卡”号(Seneca)随后也加入协助。随着邮轮不断下沉,救援人员约定了更明确的应急办法:蓝色灯光表示危险迫在眉睫,一名木匠持斧待命,准备砍断拖缆。[6]
巡逻舰的报告记载,蓝色信号出现在晚间8:10。待命的救生艇随即出发,拖缆也被砍断。探照灯扫过水面。8:45,救生艇返回,带回了从漂浮残骸上救起的西尔比船长和二副威廉斯(Williams)。[6]
这场规模庞大的行动,最后又收拢到一艘小艇和两个落水的人身上。无线电将救援者召到一处;船终于沉没时,事先的准备决定了他们能多快展开行动。
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收藏的一枚银质救生奖章,为这场共同的劳作留下了恰当的记录。奖章制于1909年,一面刻着“共和国”号发送无线电报的图像,另一面代表“共和国”号和“波罗的海”号的头等舱乘客,向“共和国”号、“波罗的海”号与“佛罗里达”号的高级船员及全体船员致敬。[8]
奖章把那道广为人知的求救信号,与随后更难铭刻的辛劳连在一起。上面留下的船名,也保存着一个令人难以释怀的事实:撞上“共和国”号的船,成了救援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这两天里,人们赶在眼下的安排失效之前,再把下一步安排妥当,救助由此一步步延续。
资料来源
-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科德角国家海岸将纪念首次马可尼求救电报发出100周年》(2009年1月6日)——两船航程、碰撞经过及无线电救援背景。
- PBS《美国经验》(American Experience),《救援者与船上众人》(“Rescuers and All Aboard”)——宾斯、从纽约启航的经过,以及楠塔基特岸台的中继工作。
- 维基共享资源,《与“共和国”号相撞后的“佛罗里达”号》——署名Martin & Ottaway的历史照片,Conklinj于2015年制作复制版;图片来源及CC BY-SA 4.0署名信息。
- PBS《美国经验》,《关于撞船事故的报纸文章》——已进入公有领域的报道,尤其是詹姆斯·B. 康诺利在《波士顿邮报》(1909年1月25日)及约翰·R. 宾斯在《纽约时报》(1909年1月27日)的文章;涉及设备、航行与乘客转移的见证。
- PBS《美国经验》,《海上救援》(1999年2月15日),影片介绍与文字稿——乘客转移至“佛罗里达”号、等待“波罗的海”号及第二次撤离的经过。
- 美国财政部,第61届国会第2次会期众议院第549号文件(1910年1月17日),第8–10页——《缉私巡逻舰队参与搜寻约翰·J. 阿斯特的游艇》中收录的“格雷沙姆”号官方救援报告;涵盖搜寻、拖带安排、蓝色信号及最后一次小艇救援。
- 电信科学研究所,《1909年1月:海上无线电求救挽救1,500条生命》——响应求救的船只、幸存者救援及碰撞死亡人数。
- 格林尼治皇家博物馆,《“共和国”号轮船救生奖章》,藏品编号MED0596(1909年)——奖章图像、受表彰船只及赠予者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