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照片里最能透露信息的痕迹,很容易被忽略。几片叶子平压在岩石中,有些带着醒目的孔洞。右下方的一片小叶上,却有一条浅色路线蜿蜒而过。这是一条潜叶遗迹:约 6700 万至 6600 万年前,一只昆虫幼虫在叶片上下表皮之间潜食叶肉,留下了这段潜道。[7][10]
幼虫本身已经消失。没有翅、足、口器或身体轮廓可供辨认。然而,这块化石提供的信息,远超“一只昆虫曾在附近生活”这一层。路线里可以保存取食从哪里开始、动物如何长大、它避开了哪些组织、在哪里排出废物,有时还能看出它如何离开。叶片既是幼虫的食物,也是一张写下它部分生命经历的纸页。
因此,化石潜叶遗迹与动物生活贴得格外近,也格外容易被过度解读。潜叶遗迹首先能够直接证明一种行为,至于昆虫属于哪个科,证据往往还不充分。一条潜道可以记录一次生命经历;经过审慎取样的许多条潜道,可以揭示植物与植食动物之间的关系。只有系统统计并比较不同层位的化石组合,才有条件讨论灭绝、恢复或气候。问题的尺度一变,同一条遗迹所承担的证据角色也随之改变。
随着造迹者一同变宽的潜道
一条可信的潜叶遗迹,特征远不止弯曲的线条。它位于叶片组织内部,没有停留在表面;起点通常是产卵处,并常常随着幼虫进食和生长而逐渐变宽。潜道中可以出现深色粪粒,或一条连续的虫粪线,那是潜叶幼虫留下的废物。叶脉会使路线偏转。末端附近的腔室、裂口或表皮破口,则可标出化蛹或离开的地方。[1][3][6]
目前已知年代最早、证据明确的实例,把这段微型生命史保存得尤其清楚。2025 年,Michael Laaß 及其同事重新研究了德国中部 Crock 地区种子蕨叶片上的 Asteronomus maeandriformis。这些材料来自早二叠世,距今约 2.98 亿年。潜道从被解释为卵或产卵痕的部位附近开始,在叶片内部延伸,沿途逐渐变宽,内含虫粪,最后通向出口。在当地数量丰富的 Autunia conferta 叶片中,超过 80% 受到这类取食活动影响。[1]
这些特征把静止岩石上的痕迹排成一段有先后次序的过程。狭小的起点通向宽阔的末端。随着身体长大,取食量也逐渐增加。幼虫藏身于潜道,虫粪一路记录着它的行进。路线没有保存身体,却由一个不断生长的身体逐步写成。
日本一种蕨类叶片上的晚三叠世潜叶遗迹,以不同细节讲述了相近的生命过程。Cladophlebis 叶片中有三条距今约 2.2 亿年的潜道,蜿蜒的虫粪带与通道同步变宽。造迹者会越过次级叶脉,却大多避开更粗壮的中脉;其中一条潜道末端变宽,被列为蛹室的候选。元素分布分析还在潜道内发现了富磷物质,与粪化石的特征相符。[3] 生长、取食、排泄和移动都留在同一片叶面上,末端还留下了指向变态发育的线索。
植物也作出了回应。活体组织会在受损处周围长出反应边,说明损伤形成于叶片存活期间;埋藏后的撕裂属于另一类痕迹。[1] 因此,化石保存的是一次互动:昆虫取食,植物回应。
“最古老”取决于判定标准
早二叠世的发现,把学界认可的潜叶行为历史向前推进了 4000 多万年。2025 年以前,可信实例通常始于三叠纪;上文的日本潜叶遗迹就曾属于记录最充分的早期案例。然而,一处年代更早的石炭纪遗迹早已让时间线变得复杂。2023 年,研究人员把马萨诸塞州 Macroneuropteris 叶片上一道距今约 3.12 亿年的痕迹解释为植物组织内取食,但没有把它认定为完整意义上的潜叶遗迹。现代潜叶习性赖以识别的整套特征,在这里并不齐全。[2][3]
这场区分关乎如何为遗迹化石记录划出一个可靠的起点。若把所有叶片内部斑痕都算进去,记录中的起源时间便会被推早,类别本身也会变得宽泛。若判定标准同时要求路线、生长迹象、废物、组织反应,以及可信的起点或终点,符合条件的化石会减少,每一件却能提供更多信息。
因此,“最古老的潜叶遗迹”由年代与定义共同决定。石炭纪遗迹可作为演化前身的记录;二叠纪潜道通过了更严格的行为检验;三叠纪蕨类潜道虽然失去“最古老”的称号,仍是后来出现在另一类寄主上的潜叶昆虫所留下的重要记录。[1][2][3] 新化石改变了早期研究在时间图谱上的位置,它们的价值依然保留。
习性可以比身份更清楚
潜叶习性曾在多个昆虫谱系中独立演化。今天的潜叶昆虫包括蛾类、蝇类、甲虫和叶蜂的幼虫。同一类群内部的潜道形态会有变化,亲缘疏远的潜叶昆虫又会制造出相似形态。[1][3] 趋同演化由此造成一种证据上的不对称:化石能够有力证明昆虫曾在叶片内部取食,同时让它所属的确切谱系悬而未决。
研究人员把多项特征合在一起判读,轮廓只占其中一项。他们会观察卵产在何处、潜道是否穿越叶脉、宽度如何变化、位于上层还是下层叶肉组织、虫粪怎样排列、路线抵达叶缘后发生什么,以及寄主是哪一种植物。[3][6] 年代同样重要:即使形态与现代潜道相似,若对应谱系当时尚未演化出来,这种相似也无法确认身份。
有些特征组合足以用来鉴别。Isaac Winkler 及其同事认为,某些古近纪潜道保存了潜蝇科昆虫的特征性模式:间断出现的流质状虫粪,交替沉积在潜道两侧边缘。一件化石还保存了细小的取食刺孔,形态近似雌性成蝇在产卵点附近制造的孔洞。[4] 这项判断依靠多种行为同时出现,普通的蜿蜒线条本身还不够。
即便如此,身份判定仍有限度。这类化石通常按遗迹本身命名,不能据此当作造迹者的实体化石来定名。古代寄主关系也可以与现代关系不同:Winkler 等人研究的潜蝇科化石潜道,出现在一些今天已没有潜蝇科取食的植物属上。[4] 野外手册所熟悉的物种配对属于今日,深时中的组合可以另有面貌。
寄主叶片也是化石的一半
潜叶遗迹是少数连同食物一起保存下来的遗迹之一。叶形和脉序有时能够辨认寄主植物,潜道则记录昆虫如何利用它。两者合在一起,即使消费者没有留下实体化石,仍能保存从植物通向植食动物的一条营养关系。
然而,昆虫损伤类型不能直接等同于昆虫物种。相似痕迹可以来自多个分类单元,同一谱系的昆虫也会在个体生长或更换寄主时改变潜道形态。保存过程会隐去精细特征,采集工作偏向醒目的叶片,罕见互动也很容易漏失。一组没有观察到潜叶遗迹的叶片化石,既可以反映真实的生物学缺失,也可以源于寄主稀少、样本偏小,或伤痕过淡而未能保存。[5]
正因如此,古植物学家会普查叶片,格外醒目的标本只是全部研究材料的一部分。他们记录标本数量、寄主类群、损伤类型、取食频率与取样覆盖度,再比较规模相近的样本,或采用能够校正覆盖度差异的方法。[5][9] 重复出现的记录会改变问题。一条潜道说明“一只幼虫曾在这里取食”。同一种寄主上的许多相似潜道指向持续出现的联系。来自不同地层、具有可比性的样本,则能显示某种互动延续、消失,或被另一种互动取代。
寄主本身就是这类分析的核心。植物的消失也会危及专食于它的潜叶昆虫。植物若仍然存续,特征鲜明的潜道却不再出现,植物谱系的延续与相互关系的消失便写出了两种不同的存亡史。
灭绝会留下叶片,也会抹去关系
白垩纪末大灭绝清楚显出了这种差别。在蒙大拿州 Mexican Hat 地点,研究人员把 1,073 片古新世早期叶片,与周边广大地区超过 18,000 片白垩纪和古新世叶片作了比较。他们在 Mexican Hat 发现九种潜叶损伤类型,其中六种为当地植物群独有;证据不足以支持该地区白垩纪的潜叶联系跨越白垩纪—古近纪界线延续下来。外观熟悉的植被,无法说明其中专食性植食昆虫也保持了连续性。[6]
巴塔哥尼亚的记录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一项研究检查了 3,646 片来自白垩纪最末期和古新世早期三个时段的化石叶片,在所有灭绝后地点都发现了多样而新颖的潜叶遗迹。证据指向当地专化的植物—昆虫联系恢复快于北美西部。[7] 这种对照反映了地区差异,若取平均值便会被抹去。灭绝后的恢复没有统一速度。
潜叶遗迹在这里格外有力,因为专食性会留下位置精确的踪迹。孔洞记录一次取食;潜道往往记录一只幼虫在发育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生活在某种特定寄主内部。因此,一种反复出现的潜道形态若告消失,就能标记一段植物—昆虫联系的丧失,即使叶片与昆虫实体化石分别只留下残缺的记录。
新颖的潜道形态,只能说明取样记录中的互动模式属于新类型,尚不足以证明某个新昆虫科突然起源。这一区分让解读停留在化石真正能够证明的范围内。
气候信号来自普查,不在单条潜道里
带有潜叶遗迹的叶片,还能帮助检验植食活动在快速变暖时期如何改变。Ellen Currano 及其同事研究了怀俄明州跨越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的一组材料,对 5,062 片化石叶逐片记录昆虫损伤,共识别出 50 种损伤类型。受损频率和多样性,包括潜叶遗迹的多样性,都在温暖期达到峰值。[8]
这一结果仍不能把单件化石潜叶遗迹变成温度计。温度、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植物组成、叶片养分、季节性、昆虫代谢和取样方式,都会影响最终保存的格局。信号来自不同植物群之间的标准化比较,单件标本的戏剧感无法承担这项工作。[5][8]
证据的层级十分重要。在最小尺度上,一条逐渐变宽的路线记录幼虫生长。同一种寄主上反复出现的路线可以支持一种寄主联系。经过系统取样的食物网可以揭示专化程度。一系列经过系统取样的食物网,则能检验这些联系如何随灭绝或变暖而改变。每提升一个层级,解释范围都会扩展,同时增加需要测量和检验的假设。
在合适的尺度上阅读缺失
最先让潜叶遗迹带上感伤色彩的,是那只已经消失的昆虫。路线仿佛身体的替代物:有运动而没有动物,有食欲而没有口器。进入科学分析,这种缺失划定了推论的范围,不能用最鲜明的故事把空白填满。
潜道直接保存了昆虫在活体组织内部取食的事实。宽度增加可以记录生长,虫粪可以记录它的经过,反应组织可以记录寄主的回应。多项特征合在一起,有时能把造迹者的归属缩小到某个谱系,但趋同行为会让部分分类归属保持暂定。反复出现的潜道可以重建植物—昆虫联系,而不完整取样会让表面上的缺失始终带有条件。[1][4][5]
这种受约束的不确定性,反而让遗迹显出丰厚层次。实体化石通常保存生物本身,潜叶遗迹却能按先后次序保存它对另一种生物做过什么。幼虫已经消失,但在幼虫期的一段时间里,它把叶片变成食物、居所、粪迹和地图。深时保存了这张地图。
来源
- Michael Laaß 等,“Host-specific leaf-mining behaviour of holometabolous insect larvae in the early Permian,” Scientific Reports 15 (2025)——开放获取研究,讨论 Asteronomus 潜道、产卵结构、生长、虫粪、出口、反应组织与寄主叶片受损比例。
- Richard M. Knecht 等,“Endophytic ancestors of modern leaf miners may have evolved in the Late Carboniferous,” New Phytologist 240 (2023)——关于 3.12 亿年前植物组织内部取食痕迹的记录与摘要;研究将其解释为演化前身,尚未视作证据明确的潜叶遗迹。
- Yume Imada 等,“Oldest leaf mine trace fossil from East Asia provides insight into ancient nutritional flow in a plant–herbivore interaction,” Scientific Reports 12 (2022)——开放获取研究,讨论晚三叠世蕨类潜道、虫粪、穿越叶脉现象与化蛹线索。
- Isaac S. Winkler 等,“Distinguishing Agromyzidae (Diptera) leaf mines in the fossil record: new taxa from the Paleogene of North America and Germany and their evolutionary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Paleontology 84 (2010)——期刊记录,列出可鉴别的虫粪、取食刺孔与变化中的寄主联系。
- Sandra R. Schachat 等,“Linking host plants to damage types in the fossil record of insect herbivory,” Paleobiology 49 (2023)——分析取样覆盖度、寄主专一性,以及把损伤类型等同于昆虫分类单元的局限。
- Michael P. Donovan 等,“Novel insect leaf-mining after the end-Cretaceous extinction and the demise of Cretaceous leaf miners, Great Plains, USA,” PLOS ONE 9 (2014)——开放获取研究,讨论潜叶遗迹鉴定与 Mexican Hat 地区古新世的更替。
- Michael P. Donovan 等,“Rapid recovery of Patagonian plant–insect associations after the end-Cretaceous extinction,” 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 1 (2017)——化石叶片普查,显示专化植食活动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恢复过程。
- Ellen D. Currano 等,“Sharply increased insect herbivory during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5 (2008)——开放获取的化石组合研究,涵盖快速变暖事件前后的 5,062 片叶和 50 种损伤类型。
- Conrad C. Labandeira 等,Guide to Insect (and Other) Damage Types on Compressed Plant Fossils(version 3.0,Smithsonian Institution,2007)——用于划分化石植物—昆虫联系中损伤类型的机构记录。
- Penn State,“Patagonian fossil leaves reveal rapid recovery from dinosaur extinction event”——本文图片的出处与说明;照片中的 Lefipán 组化石叶确实来自 6700 万至 6600 万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