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项制作决定,越向摄影机靠近,越有了价格。一句话几秒钟就能改写;一张草图的代价略高;等到布景搭起、外景地订下、人群动画做好或特效镜头开拍,同一个想法便已经牵动人员、日程和资金。分镜板处在这一进程中一个格外宽容的位置:具体到足以让合作者提出异议,便宜到随时可以舍弃。
分镜板由此更像排演,蓝图只是次要的比喻。它把设想中的一场戏变成可见的镜头序列,让人能够估量时长、比较前后、提出质疑。普拉达基金会对分镜的梳理将其描述为灵活的工作文件,它们在制作各部门间流转,接受复制、查阅与修改;英国电影协会也强调了这种形式如何交叠个人绘画与集体电影制作。[3][4] 粗糙正是它的功用所在。在制作押上更多资源以前,寥寥几笔就能显出缺失的反应、无法成立的机位、节奏凝滞的一段,或成本已经超过价值的念头。
1967年的封面照片里,制作主管Carl Urbano俯身伏在Hanna-Barbera这样一处工作台面前,身后立着一列分镜画格。[8] 画面没有把任何东西供上神坛。图像按使用需要排列。它们让时长铺展成空间,电影人可以同时向前后看,把一个节拍与下一个节拍放在一起比较,并在电影变得难以挪动以前先去改变它。
下面两段视频从这门手艺的两端走向同一份自由。1978年美国电影学会的一场研讨课上,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谈到导演先画下粗陋草图,再交给插画师,分镜到了片场仍会变化,有时也会因预算而消失。[1] 索尼影视动画关于故事艺术家Chase Conley的短片则铺开后来的一道工作接力:松散的数字线条、逐渐清晰的姿势与调度,以及GOAT的成片画面彼此应答。[2] 一段说明计划为何要容纳现实;另一段让人看见,一根粗线已经能容下多少表演。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画出决定,润饰留待以后
美国电影学会的片段从一个很有用的问题开始:为Duel绘制分镜之后,斯皮尔伯格是否更愿意偏离原先的画格?他的回答把严密规划和纯粹即兴都留在创作之中,越过了二选一的简易答案。大约在0:16,他谈到自己先画最初的草图——带有足够透视与纵深的火柴人,用来确立想法——再把它们交给专业插画师。导演负责辨明画面必须传达的决定,足以说服人的绘制则可以在下一步完成。[1]
大约在0:30,斯皮尔伯格示范了一张看似原始的画里装着多少信息。一个人物处在前景,另一个在中景,一组人或一艘船位于远处;箭头与色彩标注则规定光线怎样运动。构图与完成度被分成两道工作。草图先确定关系——远近、动静、一种颜色如何遇上另一种颜色——插画师则有空间把这些关系画到剧组一望即明。[1]
最能揭示这一过程的一段出现在大约1:16。斯皮尔伯格回忆,他曾有时间同插画师George Jensen坐下来,一张张画,一张张舍弃,再决定其中只有一部分值得拍摄。Jensen随后可以在片场继续工作,演员的行为或外景地意外显露的特征,都可以把原有概念向前推进。分镜与现实接触后仍有生命,缘由就在这里:它为现实的介入留出了位置。它是一块共有的工作表面,下一次发现可以随时在上面留下痕迹。[1]
经济条件随时可以撼动一份已经画得十分细密的分镜。接近1:38时,斯皮尔伯格提到为Jaws画下的数百张确定稿,以及为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画下的约1,500张分镜,接着讲到Close Encounters里一个构想繁复的段落,因整部影片已经过于昂贵而被撤下。那段最终被弃用的戏依然兑现了准备工作的价值。在制作继续把更多钱投入实体特效、以昂贵方式寻找同一个答案以前,图纸已经完成了成本与戏剧贡献的比较。
这段接力里还藏着一层创作署名。斯皮尔伯格给出火柴人、空间层次、箭头和最初的构想;Jensen把这些元素译成一组更大的制作团队能够使用的图像。英国电影协会指出,分镜师往往对一部影片的视觉面貌拥有实质性的创作份额,知名度却低于导演、编剧和演员。[4] 把分镜称为导演的视野,只说对了一半。真正能被制作使用的那一版视野已经经过诠释,又被另一双手磨得更锋利。
Chase Conley:让粗线表演起来
索尼的GOAT短片从阐释走到演示。故事艺术家Chase Conley出现在一组组镜头之间:触控笔划过平板、粗略画格、以块面概括的角色形体,以及完成的竞技场画面。精细成像由连续工作累积而来,剪辑把这段过程留在眼前。它一再回到中间的决定,让姿势、机位与动作节拍穿过从线条到银幕的转译,仍保有最初的作用。[2]
第一分钟值得看的是线条的节省,相似度排在其后。开场的笔触越过毛发、织物、光线与完整赛场,径直寻找身体发力的方向。一个骨架式姿势渐渐长成更完整的人形;随后,短片切进建模和完成画面,体量、质感、气氛与次级运动都已到位。这些新增层次分量巨大,最初的问题仍在支配一切:观众能否立刻读懂这个身体正在做什么,又为何会有下一幅画面接续而来?
大约在1:30,彩色笔画先标出一名球员、篮板、球与行动轨迹,然后短片切到完成的扣篮。轮廓逐一吻合与否留待后续,分镜已经先行解开了戏剧几何:注意力从哪里开始,哪个身体占据垂直运动,篮圈怎样成为目标,摄影机又要落在哪里,冲击力才能被观众读到。后来接近2:33时,一张拥挤的草图先组织彼此重叠的人物,随后对应的成片动作以色彩与材质细节填满空间。[2] 粗略画格之所以稀疏,正因它在给信息排定轻重。
这种轻重次序是劳动的成果,几笔速写背后有一连串细密工作。动画工会对专业分镜工作的拆解列出了背景、表演、摄影机运动、节奏、调度、构图、情绪节拍、连续性与转场,一格画面要承担的职责尽在其中。它还把缩略草图、粗稿和清稿分成不同阶段,每一道都在消解不同层次的不确定。[6] GOAT的成片画面之所以让分镜看起来简单,是建模、镜头布局、动画、特效、灯光和剪辑延续并扩展了它的选择。
Conley这一段也校正了人们对绘画能力的一种常见误解。富于表现力的绘画功底当然重要,支配全局的检验仍是分镜能否把动作讲到让人看见。一份分镜要能把动作提案说清楚,让合作者感到姿势的意图,质疑机位,调整节奏,或提出另一个反应。一幅漂亮画格若藏住脆弱的转场,其用处便小于一幅让破绽无处隐藏的粗稿。
分镜与成片之间的落差就是证据
分镜长久以来都给电影人留出一处排演空间,后果暂时悬置在外。德国电影资料馆介绍过一部非凡的1932年德国“纸上电影”:296幅图画装在一条75米长的纸带上,另设对白、导演、摄影机与音乐栏。经验尚浅的导演由此得以在纸上低成本试演电影制作。[5] 工具与Conley的平板相隔近一个世纪,工作原理依然相通。序列把想象变为可计数、可挪动、可回应的东西。
绘制结束以后,分镜仍继续工作。普拉达基金会的介绍一路追踪分镜在前期制作、拍摄、剪辑和特效阶段的用途。[3] 近来一篇迪士尼制作史给出了具体例子:Once Upon a Studio的导演把画格剪成一版粗剪,与此同时,制片人已经在安排实拍底板摄影、人员配置,以及阵容庞大的回归配音演员。[7] 分镜同时检验故事,也启动了制作调度。一旦图像有了时长和顺序,其他部门便看得见自己的工作将在何时进场。
因此,对照分镜与成片时,差异与吻合同样值得细看。机位的移动,可以记录外景地临场给出的条件;一个手势的改动,可以来自演员或动画师;一项简化的特效,可以显出预算取舍;一格被剪掉的分镜,可以表明这段戏更早找到了落点。吻合证明早期选择一路存活,偏离则显出考验它的那场对话。
放在一起看,斯皮尔伯格和Conley让分镜真正买到的东西显露出来。它买来意见相左的时间,赶在异议膨胀成补拍之前。它以有限线条买来明确,昂贵细节仍可推迟。它让导演、艺术家、剪辑师、演员、摄影部门、动画团队和制片人共享同一件可供质询的东西,并清楚知道,眼前任何一个版本都还在通往电影本身的路上。
Urbano的档案照片保存了成片通常会吞没的体力劳动:俯身的身体、绘画的台面、紧邻的画格,一段镜头序列静止下来,长到足够让人思考。[8] 电影一旦成立,这张工作台便会消失在一场流畅无缝的戏里。分镜最具电影性的动作,往往是让自己消失——在此之前,它先给电影留出一处允许失败、也付得起代价的地方。
来源
- American Film Institute,〈Steven Spielberg On Storyboarding (1978)〉,YouTube视频——导演草图、插画师协作、片场修改与被放弃的计划。
- Sony Pictures Animation,〈GOAT | The Art of Storyboarding with Story Artist Chase Conley〉,YouTube视频——数字绘图、动作调度与分镜到成片镜头的对照。
- Fondazione Prada,〈A Kind of Language: Storyboards and Other Renderings for Cinema〉,2024年展览资料——分镜历史、流转、修改及其在不同制作阶段的用途。
- Chris Pallant,〈From Star Wars to George Orwell: why storyboarding matters〉,BFI,2016年9月29日——协作署名、档案证据与分镜在物质形态上的灵活性。
- Deutsche Kinemathek,〈Storyboards from Hitchcock to Spielberg〉——分镜功能、早期德国“纸上电影”、摄影机标注与低成本排演。
- Steve Hulett,〈Storyboard Deadlines … Storyboard Timelines〉,The Animation Guild,2016年3月16日——一位资深艺术家对调度、表演、摄影机、连续性、节奏、绘制阶段与修改工作的拆解。
- The Walt Disney Company,〈Celebrating the Artistry and Technology Behind Disney Animation's Once Upon a Studio〉,2023年10月10日——画格被剪成粗剪的同时,制作调度也渐次成形。
- Steve Fontanini,〈Carl Urbano working on a storyboard, 1967〉,Los Angeles Times Photographic Collection at UCLA Library,经Wikimedia Commons使用——档案照片的元数据与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