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涉及《圣母街上的大人物》（Big Deal on Madonna Street，1958）、《大战争》（The Great War，1959）和《组织者》（The Organizer，1963）的故事设定，含少量情节透露。

一个连相机都没有的摄影师，当起窃贼来，实在让人难寄厚望。在《圣母街上的大人物》里，马塞洛·马斯楚安尼饰演的蒂贝里奥还得照看孩子：他的妻子因贩卖走私香烟入狱。[1] 一边是想象中的冒险，一边是人走到哪里都得带上的日常生活，马里奥·莫尼切利的喜剧便从两者相遇的地方生长出来。

在这三部影片中，导演交给知名演员一项颇费功夫的任务：既要保有鲜明、可笑的个人面貌，又要成为群体的一员，而周围的人各有牵挂，很难事事围着明星转。入室行窃需要同伙；服兵役让人成为战友；罢工则要求大家达成共识。三种处境都在追问：人人所求各异，还能否一同行动？明星的魅力引我们走进人群，群体中的难题却仍待解决。

在合作中成长的导演

莫尼切利先从编剧和助理工作学起，随后与斯泰诺搭档，两人共同执导了由托托和阿尔多·法布里齐主演的《警察与小偷》（1951）。这段合作在1950年代中期友好结束。帕斯夸莱·扬诺内的生涯评述还记载了莫尼切利对狄更斯的推崇：狄更斯对社会的观察与塑造喜剧人物的方法，为他提供了范本。[2]

这些群像中的人物纵然可笑，也各有存在的分量。一项碍事的日常责任，便让人显出情节之外的生活。任何计划，都得经过这些另有牵挂的人。

影片的创作本身也靠众人协力。《圣母街上的大人物》的署名编剧包括莫尼切利、阿杰诺雷·因克罗奇、富里奥·斯卡尔佩利和苏索·切基·达米科。詹尼·迪·韦南佐掌镜，阿德里亚娜·诺韦利剪辑，皮耶罗·乌米利亚尼配乐。[3] 我们称为莫尼切利风格的那份协调，来自他人的文字、影像、表演与节奏把握。

同伙各有自己的生活

《圣母街上的大人物》凑齐了盗窃片外在的种种要素，真正能办事的人却寥寥无几。布鲁斯·埃德在标准收藏的评论中指出，它与《男人的争斗》、《夜阑人未静》有着渊源，也点出了要害所在：这伙贼欠缺银幕前辈行窃时的那份专业底气。维托里奥·加斯曼饰演的佩佩是个挨不住拳头的拳击手；蒂贝里奥怀着行窃的雄心，照看孩子的责任也依然在身。[1]

给一个人冠上专家的名头，本事仍得另说。派给他一项任务，原有的责任依然跟着他。盗窃计划许诺，到了指定的时刻，每个人都能派上用场。这里，每个人究竟能有多大用处，始终悬而未决。光是费力凑成一支队伍，就已经成了喜剧。

把喜剧带进历史

在《大战争》里，莫尼切利让加斯曼与阿尔贝托·索尔迪搭档，饰演奥地利前线附近两名不情愿当兵的士兵。[2][4] 马修·斯里夫特在英国电影协会的文章中，着重谈到军官鼓舞士气时空洞的言辞，也指出片中连小角色都有鲜明个性。战争有其宏大的规模，卷入其中的人也各有分量。[4]

镜头如何分配注意力，在这里关系重大。主角自以为举足轻重，一个小人物就能打断这份自我感觉。那些照理该听完讲话便振作起来的人，他们的实际处境足以让一番冠冕堂皇的演说听来变了意味。观众可以倾听的声音多了，心生疑虑的缘由也随之增多。

这样的拍法，也让喜爱一个角色变得没那么安稳。我们欣赏一个人的机灵，有时也就在欣赏他如何逃掉责任，留给另一个人承担。共同的困境把这两个人拴在一起，每一次自保却未必称得上宽厚。莫尼切利笔下的群像，让笑话背后有了旁人承担的代价。

组织者也得加入众人

《组织者》把目光移向十九世纪都灵的纺织工人。马斯楚安尼饰演西尼加利亚教授，一位逃亡中的鼓动者。他邋遢的外表，让“教授”这一头衔暗含的威望变得微妙。[6]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放映说明强调，演员与导演如何将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同工人严酷的生活处境放在一起。[5]

美国片名《组织者》单独突出了他的角色，意大利片名《I compagni》，意为“同志们”，则把注意力引向整个群体。正如J. 霍伯曼所观察到的，西尼加利亚到来之前，工人们的故事早已展开。他加入的是一场已经有自身历史的斗争，影片中的世界早于他的出现便已存在。[6]

一个小插曲，让他的位置显得格外清楚。他饿着肚子，拿走了一名工人暂时无人看管的三明治，等主人回来，又把三明治还了回去。[6] 能够讲明集体利益的知识分子，自己也有口腹之需。这份窘迫让他贴近那些他想带领的人，同时保留了彼此角色的差别。

在我看来，这一刻恰好让明星的权威有了分寸。马斯楚安尼能够吸引我们的目光，受人注目却不等于拥有他人的东西：就连那块三明治，也是别人的。影片请我们继续看见，那张最熟悉的面孔周围，还有哪些人。

喜爱也有它的限度

看待莫尼切利作品中的这一脉络，仍须警惕把它归结为一套令人宽慰的公式。他后来的《小小的资产阶级》（1977）让索尔迪走进一个父亲痛失亲人、寻求复仇的故事。扬诺内认为，影片有意将喜剧传统转入更为幽暗的境地。[2] 观众熟悉一位演员，或同情一个角色的苦难，故事的去向依然难以据此断定。

早期的群像作品至今引人入胜，在于它们让“在一起”成为一件需要亲身去做的事。总得有人倾听、等待、出力，或承受一点不便。即使领头的人才华出众，这些事也还得大家各自去做。莫尼切利给明星安排了许多事，同时让房间里的其他人始终在场。

资料来源

1. 布鲁斯·埃德（Bruce Eder），《圣母街上的大人物》，标准收藏，2001年6月4日——盗窃片的惯例、蒂贝里奥的家庭责任，以及佩佩失败的拳击生涯。
2. 帕斯夸莱·扬诺内（Pasquale Iannone），《马里奥·莫尼切利：意大利的狄更斯？》，《视与听》／英国电影协会，初刊于2010年12月16日，更新于2016年1月25日——合作经历、文学影响、晚期生涯，以及上文转载的《圣母街上的大人物》剧照。
3. 标准收藏，《圣母街上的大人物》——影片资料及演员、编剧、摄影、剪辑、配乐名单。
4. 马修·斯里夫特（Matthew Thrift），《10部杰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电影》，英国电影协会，2014年5月29日——其中《大战争》（La grande guerra）一节讨论影片背景、小角色、鼓舞士气的言辞，以及喜剧与悲剧之间的转换。
5.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I compagni（组织者），1963，马里奥·莫尼切利导演》，2024年12月放映介绍——演员阵容、历史背景，以及情谊与困苦之间的关系。
6. J. 霍伯曼（J. Hoberman），《组织者：一场斗争的描写》，标准收藏，2012年4月24日——意大利片名、群像安排、西尼加利亚的到来，以及三明治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