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布罗斯把女孩的笔记用纸包好，收在写字柜里。他拿起那本绿色封皮已经褪色的册子，动作如同收藏家把玩珍宝。借给来访的科特格雷夫之前，他预先解释这本笔记将证明什么。写满这些书页的女孩，此时已经成了他那套理论的例证。[1]

随后，她开始说话，故事也渐渐逸出了原有的解释。

亚瑟·梅琴（Arthur Machen）的《白色的人们》（The White People）分为三个有标题的部分：“序章”“绿皮书”和“尾声”。两场谈话把一份私人手稿夹在中间。这样的安排让人以为，会有一位向导带领读者探访禁忌的知识：行家引出证据，读者查阅，最后再由行家给出结论。然而，笔记改变了解释所能抵达的范围。游移的时间次序与隐而未明的含义，将读者带入女孩的经验之中；结尾那场谈话，却只能站在这段经验之外，为它归类。

本文涉及小说结局。

解释先于故事到来

在“序章”中，安布罗斯把寻常的恶行与他所说的精神层面的邪恶区分开来。在他看来，真正的罪，关乎人试图进入超出自身应有界限的领域。他举出的例子令人不安，因为它们搅乱了事物原有的类别：会说话的动物、会唱歌的花、会生长的石头。科特格雷夫起初觉得好笑，也难以相信；渐渐地，他开始对这位古怪主人的权威有了几分信任。[1]

这是一场精心安排的入门课。手稿尚未出现，我们已经看见一个人在学习如何按照安布罗斯的意愿阅读它。超自然之事有了自己的一套说法，也有了解说者。与此同时，这一幕始终让解说者保有具体的面貌：一个隐居的人，一边斟酒，一边享受辩论的乐趣，舍不得让珍爱的藏品离开自己。

这份眷恋自有分量。笔记既是证据，也是他的私藏。他认识作者，知道后续发生的事，还掌握着何时把那些事告诉科特格雷夫的权力。梅琴把后续留到手稿读完之后才揭晓，于是女孩的喜悦与恐惧先抵达了读者，外层的谈话随后才为她的经历定性。

一段记忆，通向另一段记忆

笔记开篇便把提及秘密与传授秘密分开。女孩解释道：“这些事我可以写上一些，至于做法，我会略去。”陌生的名称不断出现，释义却始终缺席。这些词让人感到，在读者触及之处以外，早已有一群人共用这套词汇。[1]

这样的效果来自笔记的私人用途。她记下的是对自己有分量的事，预期的读者里没有我们，也就谈不上为我们编写指南。因此，一个陌生术语可以毫无解释地出现，在她的讲述中依然自然。我们翻开的这本书，从未打算向我们说话。

时间也以相近的方式展开。她在开头不远处写道：“我还记得自己曾经记起。”同一个动词出现两次，回忆这件事本身又成了回忆的内容。后来，她写到十三岁那年冬天的一次漫步：她穿过灌木丛，走过岩石与土垒；地面的一处凹地唤起乳母讲过的故事。我们于是离开路途，进入记忆中的故事，而故事留下的影响，又改变了她在凹地里的举动。[1]

这些插入的故事会切实影响她的行动。故事教她辨认一处地方会有什么含义，也教她到了那里该做什么。后来，她躺着睡不着，试图弄懂这次历险，乳母讲过的更多故事又回到脑中。顺着这样的次序读下去，亲身经历与她用来辨认经历的、传承而来的说法，便很难分开。

她自己也在这份难以分辨之中思索。她想知道，眼前所见究竟真实存在，还是由黑暗、枝条、月光与记忆中的故事拼合而成。笔记容许确信与疑惑交替出现。如果故事只沿着从无知到顿悟的直线前进，这番往复便会消失。

第二次行走，改变了第一次

据《威尔士人物传记辞典》记载，梅琴早年住在卡利恩（Caerleon）附近兰德维瓦赫（Llanddewi Fach）的牧师住宅。这段身世为小说中丘陵与幽径交错的乡野添了一层来历，至于女孩走过的路线，仍难据此还原成地图。[2]

第一次远行时，女孩反复用“很远很远”来丈量距离。她钻过草木，攀过陌生的地面，这句话也一次次回来。比起里程，它更鲜明地量出了跋涉的费力与身处异地的陌生感。起初，岩石让她害怕；后来，她开始模仿它们的形状与动作。渐渐地，她也参与到这片风景之中。[1]

第二次出行，她重走了先前的大半段路，只是这回已经有了准备。她带上毛巾，准备在井边使用，又带了手帕，要在进入秘密地点之前蒙住双眼。同样的地形，如今伴随着不同的预期。初次展开时的发现，已经有了一套行事的步骤。

蒙眼这一举动，让读者的处境清晰起来。她愈加确信，笔记让我们看见的却越来越少。到了决定性的一刻，她告诉我们，故事已经证实为真，却省去了那件足以证实它的事物。她的确信难以直接传给我们：我们读到了她的断言，以及四周种种感官印象，令她确信的事物仍被隐去。[1]

小说中许多恐惧，正是从这样的安排里生出。我们越来越亲近讲述者，她所知道的一切却依然有许多未向我们敞开。

框架合拢，疑问仍然敞着

手稿以一池水化作烈火收尾，女孩之死留在了记述之外。到了“尾声”，安布罗斯才把她的死亡时间放在笔记写成约一年之后，留下一段笔记本身无从填补的空白。他说，自己在一尊发光的罗马雕像旁找到了她的尸体，随后让人毁掉了雕像。[1]

科特格雷夫追问解释，安布罗斯却拒绝交代那些足以证实其说法的细节。“你只好继续存疑了。”他说。这位起初答应给出例证的行家，此刻又为听者能够知道多少划下了界限。

仅凭这些，尚不足以断定安布罗斯是个骗子。这里的问题更具体：小说把读者留在他的讲述范围内，读者无从独立核验他的说法。女孩的自述经由他的收藏传到我们手里，后续则经由他的口述传来。他声称处于事件中心的那件东西，已经碎成了残片。他的解释可以补全故事，读者能够接触到的证据却始终有限。

小说后来的反响，显出了这种保留的力量。H. P. 洛夫克拉夫特在《文学中的超自然恐怖》中赞赏它“取舍精到，笔法克制”，认为力量来自层层累积的暗示，以及女孩旅程的鲜明生动。[3]这番评价看到了文字在若隐若现之间所能达到的效果。

梅琴为《灵魂之屋》（The House of Souls）所写的序言，又为此添上一层复杂性。他把小说的写作时间定为1899年，并称它是一部规模更大、后来放弃的传奇小说所留下的片段。他还回忆，自己曾不得不向一位民俗研究者说明：那些被当成真实材料的仪式细节，其实出自他的虚构。那些知识宛如有所传承，如此可信，竟越出了小说的范围。[1]

这段创作史，尚不足以证明每一处空白都在动笔之初经过设计。它让我们更留意作品最终的形态：一段残篇，足以让想象中的世界显得比现存记述更辽阔；一层框架，可以在许诺带人进入的同时，保留其间的距离。

最后的话归安布罗斯所有。女孩的笔记里则留下了漫长的步行、草木的气味、回返的记忆，以及相信故事已经成真时那种奇异的振奋。他的声音为此事作结。她的声音，让我们仍留在那片乡野之中。

来源

1. 亚瑟·梅琴，《白色的人们》及作者为《灵魂之屋》所写的序言，古登堡计划收录的1922年版文本。本文引述“序章”“绿皮书”与“尾声”，尤其参见原书第123–140页及第159–166页。
2. 塞西尔·约翰·莱顿·普赖斯（Cecil John Layton Price），“Machen, Arthur (1863–1947)”，《威尔士人物传记辞典》，2001年；记述梅琴在卡利恩附近兰德维瓦赫的童年生活。
3. H. P. 洛夫克拉夫特，《文学中的超自然恐怖》，第X节“现代大师”。H. P. 洛夫克拉夫特档案馆；关于《白色的人们》的评论及其叙述上的克制。
4. “Arthur Machen — ImgID14891187.jpg”，维基共享资源；档案摄影肖像，转载自《南威尔士阿格斯报》。文件记录未能确定原始照片的拍摄日期及摄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