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虚构出威克菲尔德；坡让人群中的那个人无从读尽

M. de St Croix 于1839年拍摄的银版照片，从特拉法加广场沿议会街望去。漫长曝光中，行人与马车渐渐消融；这条真实的同时代伦敦街道，让霍桑与坡的小说赖以成立的匿名性显出形迹。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PH.1-1986。[9]

纳撒尼尔·霍桑用近乎空无一物的材料开启《威克菲尔德》：一则旧闻写到，伦敦一名丈夫离家，在相隔一条街处租下房间，暗中观察妻子二十年，而后重新走进家门。就连名字也是临时安上的——“且称他为威克菲尔德吧”。凭着这点残片，霍桑的叙述者造出一种性情、一桩婚姻、一身行头、一套隐秘逻辑，以及一则道德判断。[1]

埃德加·爱伦·坡则以恰好相反的丰盛开启《人群中的人》。大病初愈的叙述者坐在咖啡馆窗边，把数百名行人逐一解读，仿佛伦敦是一本摊开的书。衣服显露职业，姿态泄露等级，面孔自行归入社会类型。随后，一名老人从窗前经过，整套方法都在他面前失效。他的神情同时激起彼此抵牾的念头，叙述者随即冲上街头，紧追其后。一天一夜过去，观看者收集到的只有行动，依旧没有动机。开篇的说法此刻成了落在人身上的难题：这个陌生人是一本“不肯让人读懂自己”的书。[2]

两篇小说并置，恰好把同一场实验翻转过来。霍桑追问，一个未经解释的动作，足以让叙述者造出多少完整的人格。坡追问，当观察者掌握所有可见细节，依旧造不出一个人时，余下的究竟是什么。一个观看者虚构内心，另一个误把追踪当作通往内心的入口。他们笔下的伦敦人群除了遮蔽个体，也诱使故事宣称：看见便等于知晓。

霍桑为缺口命名，随后走了进去

《威克菲尔德》坦然承认，它的核心人物出自虚构。记忆里的旧闻只给出离家、附近的住处、漫长的缺席与归来，其间的一切都属于猜想。叙述者说：“我们大可勾勒自己的设想。”解释由此既像一份殷勤的邀请，也带着占有的意味。[1] 原始报道没有留下动机，叙述者与读者便得以一同走进这片空白。

故事随即让猜测带上目击行动般的速度。威克菲尔德离家时，原只打算在外住一周。他买来一顶泛红的假发，又换上陌生衣裳。他看见药剂师与医生先后走进旧居，知道妻子病了，随后又因自己露面会惊扰她而延后归家。每一次拖延都替下一次备好条件。一时兴起逐渐凝成一套“新制度”，叙述者再用这套制度塑出他的性格。[1]

这类写法与惯常的全知叙述相去甚远，因为霍桑始终让证据与虚构之间的接缝露在纸面上。Perhaps、we may suppose、perchance：即使画面日益亲密，这些限定词仍清晰可闻。阿诺德·温斯坦对小说的研究强调，它留给阐释的稳固立足点少得异乎寻常，并把这篇小说的现代回响同博尔赫斯对其身份与谜团问题的推崇联系起来。[6] 小说的趣味正在这场失衡的交易里。我们知道叙述者正填补空白，可那个被虚构出来的人，很快就比那则据称为他提供依据的旧闻更易接近。

名字把整套手法缩成了一瞬。威克菲尔德 起初只是为方便而贴上的标签，反复出现之后，却渐渐带上命定之感。叙述者想象街头有人高喊这个名字，又让威克菲尔德偶遇妻子后朝自己喊出它，临时称谓就此变成召唤。霍桑没有找回历史上的陌生人；他让一个虚构的意识听见虚构姓名，随即作出回应。

坡把窗户变成阅读机器

坡的叙述者起初毫无此类疑虑。病痛消退，兴致复苏，咖啡馆的窗户把距离与细节以理想的方式交到他手中。他先看群体，继而缩小到各种征象：上等书记员那只因夹笔而向外翻的右耳、扒手过分宽大的袖口，都成了职业证据。凯文·J. 海斯指出，这份自信来自19世纪的视觉文化；相面术、颅相学、都市素描、报纸及其他分类系统遍布其中，都许诺把人的表面翻译成性格。[5]

这份自信格外要紧。神秘男子登场以前，坡先让分类本身带来阅读的快感。文字把书记员、赌徒、商贩、劳工、病人、窃贼与疲惫的女人收进一份移动的名录。叙述者把人群视作城市人口清册，仿佛观察足以把流动转化为知识。[2] 他的目光之所以显得有力，正因楼下的人无法隔着玻璃回望他。

老人打破了这份不对称。他的脸同时显出恶意与欢欣、谨慎与绝望；衣服既肮脏，又用了上好料子；破披风之下仿佛既露出钻石，也露出匕首。所有征象一样不少，却始终无法归拢为同一种解释。海斯认为，眼前这个可见的人溢出现成类别时，叙述者的反应恰好暴露了那套以词语为基础的分类方法如何失灵。[5]

于是，叙述者离开窗边，把阅读变成追踪。他跟着陌生人穿过灯火明亮的商业街、贫困街区、散场的剧院人群，又一路走入黎明时分渐渐稀薄的城市。贴近只增加了相处的时长，解释仍无寸进。最后，他迎面站到老人眼前，对方甚至没有留意他。坡让面对面的相逢显得比霍桑坦承虚构的想象还要疏远。

两种人群，两种消失方式

霍桑笔下的人群容许一个人在地理位置依然接近时，从生活中消失。威克菲尔德的第二间屋子与第一间只隔一条街；妻子与旧识围绕他的缺席重新安排生活以后，这点短短距离便成了“另一个世界”。[1] 伦敦始终为他提供掩护：他可以靠近旧居，查看种种迹象，再隐回熙攘日常。他消失在社会关系之中，空间上仍近在咫尺。

十年后，夫妻二人在街上相撞，这道差别显出残酷的质地。人潮的压力把他们的身体挤到一起，流动的人群随即又将两人分开。妻子困惑地停了一瞬，仍继续走向教堂；威克菲尔德则奔回租屋。十年来，他一直把妻子当作自己缺席的固定观众。此刻才看得清楚，她已经有了另一种生活，他进入其中时只登记为一道扰动，丈夫的身份反倒退到了远处。

坡笔下的老人以相反方向借用人群。他没有躲避某段具体关系；从他的举止看，他唯有身处密集人群才能存在。商铺关门、街道空下去时，他开始焦躁；新一拨人群又使他复苏。他反复走过同样的路线，进入市集却什么也不买，只为追随城市自身的循环。[2] 霍桑的人群让威克菲尔德住在被他抛弃的家旁边，坡的人群则成了老人的唯一家园。

安德烈亚·基乌拉托对霍桑与坡这两篇伦敦小说的直接研究，把城市视为存在主义迷宫：威克菲尔德主动选择在其中流亡，坡的陌生人则困在无休止的循环里。[7] 安托万·德谢纳也把两篇小说放进一条谜案谱系；城市漫游者、失败的求知之旅与不可读的主体，在其中成为难题，失去了充当答案的能力。[8] 两者的亲缘关系里仍有一道重要差别。霍桑的讲述者把社会性消失改写成因果序列，威克菲尔德因而可以被叙述。坡笔下的陌生人一直不可读，因为重复始终无法变成原因。一条路线即使走过两遍，也抵达不了动机。

每个观看者都会制造第二重奇观

两篇小说都让观察沾上了责任。威克菲尔德看着妻子悲痛、患病、康复，最终安然接受寡居生活，同时压下那个足以改变这一切的事实。可他也在被叙述者观看，后者把这份残酷改造成一场机巧的心理表演。小说一再直接呼告威克菲尔德，仿佛警告还能传到他那里。警告终究无法抵达。这些呼告只回到叙述者和读者身边，让他们占据高处，观看这名观看者如何失败。

坡笔下的追踪者跟得越久，自己的位置越显动摇。两个人彻夜不眠，都依赖人群，也都重复一条读者无法核实其目的的路线。老人是否藏着罪行仍未可知，叙述者的证据始终没有坐实这一点。末尾那句“深重罪行的典型与精魂”听来斩钉截铁，力量来自追踪令他精疲力竭，案情本身仍未收束。[2]

两篇小说由此揭出文学观看的两重危险。霍桑写出想象如何越出证据，同时承认这一步逾越。坡写出观察如何持续累积证据，直到观察者再也分辨不清事实与他想让事实证明的故事。一个叙述者说的近于：让我们来虚构。另一个则说：我已经看得够多，可以知道——恰在笃定的一刻失去更多可信度。

坡后来对霍桑的回应让这组并读更见锋利，却没有由此证明一条简单的影响线索。《人群中的人》发表于1840年12月；坡在1842年一篇评论 Twice-Told Tales 的文章中称赞《威克菲尔德》，认为霍桑把一桩已知旧事敷演得技巧高超。[3][4] 坡赞赏的，恰是他自己的小说有意扣下的部分。霍桑把旧事敷演成动机，坡则让一场追踪拒绝这样的转化。

两个结尾停在不同的门前

二十年后，一场雨把威克菲尔德赶向旧居窗内温暖的炉火。他推开门，霍桑的笔却停下了。原始旧闻声称，他后来重新成为体贴的丈夫；虚构叙述则结束在门槛上，恰逢重归原位最需要确证的时刻。他据称找回的位置，仍在小说的知识范围之外。[1]

坡的叙述者同样主动停步。他挡到老人面前，没有得到任何回应，随即放弃追踪。结尾的格言重申开篇那层意思：有些秘密不会说出口。远远望去，这样的安排很像一桩已经告破的案件：调查者给出判词，对象消失，叙述关闭。那个核心问题——这个人是谁？——只被重新命名为罪行。[2]

正因如此，两篇小说至今仍透着诡异的当代感，这份感受也早已超出关于监控的预言式解读。它们辨认出一种持久的错误：更多接近会带来更强的自信，知识却没有随之增长。一处位置、一张脸、一条路线、一身衣装，乃至二十年可见的行为，都足以容纳数种彼此冲突的人生解释。

霍桑的叙述者让其中一种人生变得连贯，也把自己的手工痕迹留在表面。坡的叙述者无法容忍这种断裂，便把它改称罪恶。两篇小说一同阅读时，读者急于解开陌生人的冲动渐渐消退，目光转向他们身边的观看者。最深的相似落在两个观察者身上，随后延伸到一路跟随的读者；他们都需要让一个陌生人成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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