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读者读到的《奥兹曼迪亚斯》只有一首。其实曾有两首。1817至1818年冬，珀西·比希·雪莱与友人霍勒斯·史密斯依据同一则古代记载，各写了一首关于埃及残碑的十四行诗。雪莱的诗于1818年1月11日刊登在 The Examiner，史密斯的诗随后于2月1日见于同一份报纸。[1][4][5] 到了现代，两首诗的出版命运明显失衡：学术版本总把雪莱置于正文中心，史密斯则多半出现在注释、配读文本或直接比较之中。[1][3][5]

这种主次关系容易遮住两诗并读时才显出的内容。史密斯之作自有锋芒，远超对雪莱的一次模糊排演。废墟该怎样穿过时间，两首十四行诗给出了不同答案。雪莱让纪念碑经过层层声音的转述，直到国王的命令化为一句引语，被搁置在空寂的地平线内。史密斯几乎立刻让石头开口，随后骤然转向未来：伦敦本身已经成为一片没有记载的荒野。雪莱以沙海围拢权力，使其缩小；史密斯则把读者居住的城市送入未来，让它成为下一件遭人误认的遗物。

一首追问统治者身后还有什么存留。另一首追问谁有资格确信，这份警告只属于过去。

一座早已由文字铸成的纪念碑

二人的共同起点是一段古籍文字，那尊雕像早已离开可直接触及的现场。在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历史文库》第一卷中，史家逐项记述拉美西斯二世祭庙（Ramesseum），并引述一则铭文：凡想知道奥兹曼迪亚斯何等伟大的人，应当先胜过他的一件作品。[2] 等到雪莱与史密斯读到这段文字，国王早已隔着数层媒介：埃及统治者、希腊名字、史家转述的纪念碑、经过翻译的铭文。两首诗从语言出发；语言比它声称要主宰的现场活得更久。[1][2]

两位诗人都保留了核心的讽刺。统治者命令后世以他的功业衡量自身，后世看到的却只有废墟与残片。学界数十年来一直直接比较这两首诗。[3] 若把史密斯只放在陪衬位置，他那种更平直的写法所能产生的力量也随之隐去。他以直白转移诗的锋芒，伦敦结尾由此进入雪莱有意留空之处。

雪莱让读者拼合破碎的权威

雪莱的首句“我遇见一位旅人”（“I met a traveller”），立刻把诗从亲眼所见的现场撤开。[1] 说话者与雕像隔着一层，见到它的是旅人，国王本人的话又包在旅人的讲述之中。权威尚未受到嘲弄，便已落入层层转述：诗人、说话者、旅人、雕刻家、铭文、国王。奥兹曼迪亚斯原以为命令会完整穿过时间，诗却迫使这道命令仰赖一连串他者才能抵达我们。

身体也以碎片的方式传来。躯干已经消失，两条腿兀自站立；一张脸与身体分离，倒卧沙中；基座上留着文字。国王无从栖身于任何一块完整残片，读者只得从姿态、表情和夸言中把他拼合起来。即使拼合完成，重现的也只是一抹“冷酷号令的讥诮”（“sneer of cold command”）；那表情先经雕刻家辨读，再由旅人重新辨读。[1]

“passions”与“survive”之间艰涩的语法，把这种位移又推进一层。Representative Poetry Online 指出，“survive”的语意一直伸向后文雕刻家的手与统治者的心：那副表情比创造它的人和显露它的人都活得更久。[1] 此处的存留离胜利甚远。艺术家让国王延续下来，同时把他变成可供审视之物。“mocked”兼有摹写与嘲弄两重含义，再现的动作由此在同一瞬间侍奉权威，也拆解权威。

雪莱还让夸言以看得见的文字存在。诗句说文字“显现”（“appear”）于基座之上，石头本身保持沉默。[1] 这一差别很重要，因为文字可以存续，原本要施加的力量却会倒转方向。“看看我的功业”（“Look on my Works”）留了下来，功业却早已消失。这道命令以完好无损的语法自信抵达读者，它所指向的现实已经彻底崩塌。

随后，三个安静的英文词击破幻象：“除此之外，空无一物”（“Nothing beside remains”）。[1] 雪莱把现代例证和直白寓意都留在诗外，只让视野向后退去。先是“无边而空旷”（“Boundless and bare”），再是“孤独而平坦”（“lone and level”），末尾两组头韵让收束放慢，延伸成听觉上的地平线。奥兹曼迪亚斯保住了姓名、称号，甚至那道命令；他失去的是一个能让这些字眼发挥效力的世界。

史密斯让石头开口，也让当下消失

史密斯开篇便铺出一幅景象：一片“埃及沙地的寂静”（“Egypt's sandy silence”）、一条巨腿、一片庞大的阴影。[1][5] 这里的残片没有面孔，雕刻家的目光也已退场，无法与国王的自我形象互相角力。石头随即开口：“我是伟大的奥兹曼迪亚斯，”石头如是说（“‘I am great Ozymandias,’ saith the stone”）。[1] 雪莱把夸言写成一则经由见证者引述的铭文，史密斯则短暂赋予纪念碑一副戏剧性的嗓音。

这嗓音溃败得更快。石头声称那里曾有一座雄城；叙述者随即回答“城已不在”（“The City's gone”），又把旧址称为“被遗忘的巴比伦”（“forgotten Babylon”）。[1][5] 史密斯的兴趣较少落在恢复统治者的心理，更多落在一项历史想象所需的微薄物质上。一条腿和一则铭文给出姓名与宣言，观察者仍须想象那座已从四周抹去的城市。

十四行诗的决定性转折落在“我们惊异”（“We wonder”）上。[1] 这个代词把读者带进当下的重构，诗随即跃向未来，让同一幕再次发生。一名未来猎人在“伦敦曾经矗立之处”（“Where London stood”）的荒野中追逐一匹狼，途中遇见“巨大的残片”（“fragments huge”），停下来猜想曾有怎样一个“强大却未被记载的族群”（“powerful but unrecorded race”）生活在那里。[1]

这个猎人看不出自己正站在旧日伦敦；史密斯也未写下任何幸存的铭文，替英国、议会、帝国、商业或诗人留名。猎人面对的是物质残余，一部可供辨读的档案已经缺席。史密斯由此设想出比雪莱更彻底的历史败局。雪莱的国王留下了清晰可辨、令人难堪的文字；史密斯笔下的大都会，在这幅未来景象中连正确的名字也已经失去。

狼与那些残片同样重要。它让街道、制度和人群退出，把追猎带进重归荒野的土地。文明的命运超出覆灭，另一种生态已经接管这里的语法。未来猎人的“惊异”映照着我们面对埃及残腿时的惊异，这份对称却带有敌意：安然为古代废墟分类的伦敦读者，转眼便成了无从辨认的古人。

两种结尾，两种关于存留的理论

雪莱的克制，使这首十四行诗能够穿过不同的时代与处境。他把伦敦、英国和任何同时代统治者的名字都留在诗外，因此，空白沙漠可以包围读者带到诗中的任何政治夸言。层层声音也不让单一嗓音宣讲课本式寓意。我们把命令与眼前景象相衡量，判断由此生成。

史密斯收窄了这份开放性，换来更锋利的倒转。他笔下未来的伦敦撤去了废墟沉思赖以成立的安全距离。埃及无法继续充当一座异域仓库，只供现代都城从中提取教训。那座都城也被置于同样的深时压力之下，而未来的观察者无法恢复伦敦讲述自身的故事。

两首诗的差别，最清楚地显现在各自让语言保住了什么。雪莱笔下，国王的姓名与挑战都延续下来，尽管时间已经把凯旋转为反讽。雕刻家的辨读也延续下来，表情活过了产生它的身体。史密斯所写的未来残片旁，没有可辨读的姓名。猎人只能猜测那里曾有一个强大、未被记载的族群。雪莱写语言脱离意图而继续存活；史密斯则让意图、语言与身份一同消失。

这层对照也显出两首诗不同的传递观。雪莱让诗本身在读者之间的流转成为戏剧的一部分。每一次诵读，都有另一名旅人带着那句夸言继续前行；每一份印本，都重演一组文字的存留，时间足以改变其意义，却未能抹去字句。博德利图书馆所藏的粗稿让这一悖论有了可触的形态：纸页磨旧、拥挤、反复修改，国王的名字仍在页首附近清晰可见。[6] 史密斯的诗则亲自演出了它所预言的湮灭。诗中最有力的意象，正是一座已经消失的档案库。

两首诗可以各守其位，比较也让史密斯的光芒显现出来。史密斯使雪莱那个熟悉的结尾重新变得陌生。放在未来猎人身旁，雪莱的旅人卸下了中立向导的面目，显出他作为脆弱人类环节的一面；废墟正靠这道环节维持可理解性。放在雪莱刻有铭文的基座旁，史密斯那些无名的未来残片更为骇人，因为那里再无声音替它们固定含义。

雪莱要我们听见一声被景观击败的夸言。史密斯要我们意识到，说话的此刻，我们已经身处下一座废墟。

来源

1. 多伦多大学图书馆 Representative Poetry Online，“Ozymandias”——雪莱诗作校订文本、霍勒斯·史密斯的配对十四行诗、出版说明、手稿异文与逐行评注。
2. 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历史文库》第一卷第47章，C. H. Oldfather 译——古代文献对拉美西斯二世祭庙与奥兹曼迪亚斯铭文的记述，两位诗人的共同前提见于此处。
3. M. K. Bequette，“Shelley and Smith: Two Sonnets on Ozymandias”，Keats-Shelley Journal 26（1977），第29—31页——较早集中比较这两首配对诗作的论文。
4. 弗吉尼亚大学 Literature in Context，“Ozymandias”——依据雪莱作品在 The Examiner 的初刊本制作的转录，附编辑说明与页面图像。
5. Romantic Circles，“Horace Smith, ‘On a Stupendous Leg of Granite’”——配对诗作的校订文本，附创作与发表背景。
6. 博德利图书馆，“Ozymandias 200”——馆藏说明与雪莱手稿 MS. Shelley e. 4 的档案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