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onjure Woman》踏入美国文学时，走的是一扇令人安心的熟门。来自北方的白人叙述者在北卡罗来纳州一座昔日的种植园落脚，年迈的黑人马车夫朱利叶斯·麦卡杜用方言为他讲述超自然故事。门廊、“大叔”名号、种植园往事，连普及版封面上的兔子，都把读者引向十九世纪末一排广受欢迎的书架：地方色彩、民间传说与感伤主义种植园故事。[2]

在这套熟悉的安排里，朱利叶斯的故事一再改变白人家庭的决定。葡萄园易主，断了他原有的收入；一座闹鬼的校舍得以保全，并借给他所在的教会；一则残酷奴隶主的故事，又帮他的孙子找回工作。叙述者认定，这些结果证明朱利叶斯别有用心。书中却让“用心”成为另一种证据：这位看似古朴的说书人，比那个替他的话加上外框的男人更懂财产、听众与筹码。

先被接纳，继而修正接纳的理由，这一双重动作也支配了全书的接受史。1887 年，查尔斯·W. 切斯纳特借一种人人认得的形式，进入声望卓著的全国性杂志。1899 年，出版商进一步放大这种相似，又把作者的种族身份视作市场风险。早期评论家称赞作品的想象力与魅力，却常把故事留在方言与“迷信”的小匣子里。后来的编者和学者重新打开匣子，还原出版过程中的协商，也教会读者把聆听本身视为戏剧。《The Conjure Woman》的后续生命，正是一部反复以某种名义获准入场、又不断展露更多作为的作品史。

1887 年：熟悉的声音，换了一位作者

〈The Goophered Grapevine〉刊于 1887 年 8 月的《大西洋月刊》。切斯纳特由此成为该刊发表的第一位非裔美国小说家，尽管当时的读者未必知道自己正在阅读一位黑人作者。[2][8] 这篇小说比结集成书早了十二年，却已经容纳了日后全部的接受难题。

后来成为全书框架叙述者的约翰，为妻子的健康南迁，同时也看中了一个生意机会。一位表亲告诉他，这里劳力低廉，土地“花一首歌的价钱便能买下”。约翰来到准备买下的葡萄园，朱利叶斯警告他说，园里的葡萄遭了 goopher——中了巫咒，随即讲起一个被奴役者：他的身体与葡萄藤一同丰茂，也一同枯萎。奴隶主趁他看起来年轻时反复把他卖掉，待他显老时再买回来。约翰没有把巫术当真，依旧买下了土地。[1]

故事结尾，朱利叶斯拦阻这桩买卖的现实缘由浮出水面。他原先住在园内的小屋里，靠无人照管的葡萄挣得“一笔颇为可观的收入”。约翰雇他做马车夫，并认定工资远远补足了这份损失。[1] 对等待滑稽民间说书人的杂志读者而言，结尾送上熟悉的一笑：老人原来有自己的盘算。可它也改写了“无人照管”的含义。对约翰来说，葡萄园是闲置资本；对朱利叶斯来说，它是一份生计。一张地契让前一种描述取得效力，也抹去了后一种描述。

因此，这篇故事可以同时通过两重编辑尺度。方言、变形、地域风光与机巧的收尾一应俱全；与此同时，一位黑人讲述者进入了精英杂志，并对那位教养良好的白人叙述者所讲的经济故事提出异议。希瑟·蒂拉多·吉利根指出，“朱利叶斯大叔”系列既连着民俗传统，也置身当时重要杂志有关种族再现的论争之中，感伤主义与现实主义都在这场论争里争夺解释权。[7] 从初次刊载开始，问题便有两层：读者是否相信巫术，以及他们承认哪一种现实主义。

1899 年：封面递上“雷穆斯大叔”

从杂志短篇走到第一本书，这条路带着偶然，也受他人掌控。切斯纳特在 1931 年回顾说，七篇故事中的大多数已经见于杂志：〈The Goophered Grapevine〉首刊于《大西洋月刊》，〈The Conjurer's Revenge〉刊于《Overland Monthly》，另有两篇首次收入单行本。当时担任《大西洋月刊》编辑、兼为霍顿·米夫林提供顾问意见的沃尔特·海因斯·佩奇，退回切斯纳特小说《The House Behind the Cedars》的早期稿本后，提议他编一部故事集。切斯纳特交出书稿，依照佩奇的意见接受删篇与增篇，作品终于在 1899 年出版。[2]

书籍的物质面貌用熟悉的信号，化解陌生作者身份带来的市场难题。限量版共 150 册，采用黄色粗麻布封面与手工亚麻纸；普及版则画着一位白发黑人老人，两侧各有一只长耳兔。切斯纳特后来承认，“朱利叶斯大叔”这个称呼、故事地点与装帧设计，全都让人联想到乔尔·钱德勒·哈里斯笔下的雷穆斯大叔。他随即划出区别：除第一篇背后有一则民间材料外，其余巫术情节全由他自创。[2]

这份相似充当通行证，目的地另在别处。哈里斯那套著名的外层叙述让白人读者安心：黑人说书人回忆中的种植园世界，可以作为温情的民间传说来享用。切斯纳特保留了说故事的情境，却改变了其中的压力。理查德·H. 布罗德黑德后来的版本把这些巫术故事称为对那套传统的改造：种植园从逃离历史的怀旧居所，转成北方资本主义与专业阶层、基督教、受创的南方经济和黑人民间力量彼此相遇的地方。[6]

于是，读者甚至还没翻开那册棕色封面的书，《The Conjure Woman》已经演示了自己的核心手法。它看起来可以轻易归类，而这套分类本身，也成了作品准备拆解的故事的一部分。

框架里的还价

故事集的第二篇说明，把朱利叶斯的所作所为称作“民间传说”，会漏掉其中的主动性。在〈Po' Sandy〉里，约翰准备拆掉一座废弃校舍，把松木板拿去盖厨房。朱利叶斯告诉约翰和安妮，一个名叫桑迪的被奴役者为逃避与伴侣泰妮一次次分离，被变成了一棵树。泰妮离开期间，这棵树遭人砍倒；她回来只见树已倒地，又眼看木料被锯开。那些木板后来盖成校舍，哀鸣声也一直留在里面。[1]

安妮从这桩超越常理的事里，听见了奴隶制。“那是怎样一套制度啊，”她说，“竟能容许这样的事发生！”约翰问，她是否指人变成树。“可怜的泰妮，”她回答。[1] 她把变形留在虚构中，听见的则是它精准的想象形式：那套制度曾把人变成可以搬动、可以使用的财产。

外层故事还带来另一个实际结果。安妮拒绝使用旧木料，随后准许一个另行组织的黑人浸信会会众暂时使用校舍，朱利叶斯也是其中一员。约翰把结果理解成一场把戏，害他既要另买新木板，又送出了一笔捐助。他的判断抓住了一部分事实：朱利叶斯确实想取得那座建筑的使用权。错处在于，他认定利益会抽空证词里的真实。

这股张力，使全书既能抵御居高临下的怜爱，也能避开虔敬化的净饰。共同记忆经过朱利叶斯时，会染上选择与策略。他根据听众挑选故事，为自己争取好处，帮衬亲属，有时也显出占便宜的意思。切斯纳特后来带着诙谐，直截了当地写道，朱利叶斯每次都有“一把要磨的斧头”，而且通常都能达成暗藏的目的。[2] 主体行动也包含筹谋。那个看似单纯的民间人物，反倒最会读懂一屋子的人。

约翰看得见利益驱动，却把它当作溶剂：朱利叶斯一旦有所求，故事便失去了改写约翰认知的资格。安妮听得见苦难，却又会把政治化成私人的感受。读者被安置在两人之间，受邀成为第三种听者——辨清意图，向见证敞开，并且分得清对巫术的怀疑与对历史的掌握是两回事。

装进小匣子的赞美

第一波接受已经表明，这种聆听位置极难维持。1899 年，《The Critic》的一篇人物特写称赞誉“从缅因州一直传到加利福尼亚州”，同时复述各类比附，把朱利叶斯说成雷穆斯大叔的表亲，甚至“亲兄弟”。[3] 《Commercial Advertiser》的一位评论者把这种收束说得格外露骨：读者应当“把所有关于奴隶制的问题放到一旁”，将七篇故事当作美国民间传说来接受。随后，评论又用公开的种族主义等级替作品的想象力与艺术性分门别类。[4] 安妮在〈Po' Sandy〉里听见的历史压力，恰是这种读法教公众忽略的部分。

早期接受也有分岔。《Morning Times》说〈Po' Sandy〉既有真切的哀感，也是一番精明的运用，最终为朱利叶斯的教会争到聚会场所。评论甚至数出七篇中有五篇让朱利叶斯如愿，通常都借安妮达成。[5] 这确实读准了故事内外两层。然而，同一篇评论仍反复把朱利叶斯放回当时那套词汇：古朴、单纯、“原始”、迷信的种植园人物。它看见了手艺，局限落在围住这门手艺的分类太小。评论容得下朱利叶斯作为喜剧性格的精明，却没有让这种精明通向更深的追问：葡萄园归谁，谁的教会缺一间屋子，以及为何昔日奴隶主的财产权看似天经地义，昔日奴隶提出的权利却只落得一个狡黠的名目。

威廉·迪安·豪威尔斯给出了影响最深远的赞许。切斯纳特三十年后曾引述他 1900 年 5 月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文章，其中称道这些故事的“野性而本土的诗意”、想象、幽默、克制与人物塑造。[2] 对一位初入文坛的作家来说，这份背书分量极重；措辞也显出了那个时代的批评交易。“艺术”与“原始”、训练有素的创作与仿佛天然生成的魔力，可以安坐在同一句赞语中。切斯纳特以独创作家的身份受到欢迎，故事却仍被贴近一种带有种族烙印的观念，仿佛民间之美出自本能。

出版方处理作者身份的方式，又把这桩交易变成了事实。切斯纳特回忆，霍顿·米夫林在发布和推广该书时略去了他的种族身份。《The Conjure Woman》付印期间，《The Critic》的詹姆斯·麦克阿瑟得知此事，询问能否公开；佩奇起初担心这项信息会损害销量，后来才同意。[2] 这份谨慎暴露了居中转述的商业用途：由白人转述的声音得以进入某些房间；若明言这是黑人发出的批评，那些房间的门原会合上。

把全书称作伪装，仍会遗漏一层；它的大胆之处，恰在形式本身。保护性的外层叙述也正是讽刺的目标。约翰把朱利叶斯送到读者面前，却始终没有察觉，朱利叶斯已经一次次改写了送达的方向。

1929—1993 年：留存转向复归

首度问世后，《The Conjure Woman》仍在流通。切斯纳特写道，首版三十年后的 1929 年，霍顿·米夫林利用原版印版推出新版，配以黑红两色封面，并由民权领袖乔尔·斯平加恩作序。版税从未让他致富，不过这部当时尚未被列作现代经典的短篇集能在市面停留如此之久，足以令他坦然自豪。[2]

持续流通与稳固入典之间仍有距离。切斯纳特去世后，他更广泛的作品渐渐淡出视野，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才迎来大规模的学术复归。[8] 此时，兴趣所依托的坐标已经改变。读者逐渐把他放进非裔美国文学史、重建时期后的政治、现实主义、出版制度和双重听众这一形式难题之中；哈里斯与民俗书架不再是唯一参照。

布罗德黑德 1993 年编订的《The Conjure Woman and Other Conjure Tales》，把这种变化落实到书籍本身。它把 1899 年原书的七篇与切斯纳特在这一体裁中的其他作品汇为一册，附上创作年表，并重建原故事集如何在与占支配地位的白人文学文化协商时成形。[6] 编辑问题也从“朱利叶斯讲了哪些迷人的故事？”扩展成：“哪些巫术故事进入了书，哪些留在书外？出版商与读者放行了什么，又给什么添了阻力？”

扩展后的作品群消解了一种旧错觉：朱利叶斯大叔仿佛从稳定的民间类型中一跃而出，登场时便已完整定型。如今，他显出另一重面貌，成为声音、体裁、市场准入与历史记忆这一系列漫长实验的一部分。1899 年的故事集依然完整而成熟，其面貌却已显出众多偶然与选择留下的痕迹。

2002 年以后：换一排书架，学会更好地听

Library of America 在 2002 年出版《Stories, Novels, and Essays》，把《The Conjure Woman》与《The Wife of His Youth》、长篇小说、未结集小说和政治随笔选篇并置，组成一部 939 页的作家生涯文集。[9] 书架的变化至关重要。当巫术故事与切斯纳特论剥夺选举权、法院、种族界定和内战后文学世界的文章一同阅读，它们便回到他整部严肃写作的连续线上；所谓作家转向严肃题材前的一段民俗假期，也失去了立足之处。

现代接受留下了多种并置的读法，没有收束为另一个最终标签。布罗德黑德着重讨论作品与文学文化的协商；吉利根着重讨论杂志阅读，以及感伤主义与现实主义种族再现之间的角力。[6][7] 书籍史研究者还可以考察封面、广告、通信、排除、书评与不同版本。每一种方法，都能从朱利叶斯的表演里听见不同的声部。

最持久的修正反而朴素：现实利益可以与历史见证同时存在。朱利叶斯也许想要葡萄园、校舍的使用权，或替孙子争一份工作。这些欲求显出了奴隶解放后的当下，若只把故事当成一则古朴的“奴隶时代”传说，这个当下便会隐去。故事回望过去，缘由始终落在现在：此刻正有人需要作出决定。

正因如此，无论外界拿何种名目套住它，这部故事集都存续了下来。地方色彩送来第一封邀请，方言与巫术带来阅读的愉悦；出版商管理种族身份的公开，评论者提供比附，后来的编者则打开更大的档案，把作品放进另一套经典序列。朱利叶斯穿过所有这些房间，始终重复着约翰门廊上的动作：暂且接受聆听的条件，直到足以递出自己的还价。

来源

1. 查尔斯·W. 切斯纳特，《The Conjure Woman》，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1899 年——Charles W. Chesnutt Archive 数字版及带页码索引的原始文本，用于核对故事内容与短引文。
2. 查尔斯·W. 切斯纳特，〈Post-Bellum—Pre-Harlem〉，《The Colophon》，1931 年 2 月——切斯纳特回顾故事写作、书籍设计、编辑过程、种族身份公开、早期接受与 1929 年版本。
3. 卡罗琳·希普曼，〈The Author of ‘The Conjure Woman,’ Charles W. Chesnutt〉，《The Critic》35（1899 年 7 月），第 632–634 页——同期人物特写，记录该书早期的全国性反响及与雷穆斯大叔的比较。
4. 佚名，〈The Conjure Woman〉，《The Commercial Advertiser》，1899 年 6 月 20 日——同期评论，明确要求读者搁置奴隶制问题，并以简化的民俗与种族框架看待该书。
5. 佚名，〈Plantation Tales〉，《The Morning Times》，1899 年 4 月 9 日——同期评论，在沿用当时种植园故事分类的同时，也看见朱利叶斯取得的实际成果与〈Po' Sandy〉的哀感。
6. 理查德·H. 布罗德黑德编，《The Conjure Woman and Other Conjure Tales》，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 年——扩充版及导言，重建 1899 年故事集的体裁、创作史与制度协商。
7. 希瑟·蒂拉多·吉利根，〈Reading, Race, and Charles Chesnutt's ‘Uncle Julius’ Tales〉，《ELH》74，第 1 期（2007 年），第 195–215 页——分析这些故事对杂志阅读、种族再现、感伤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介入。
8. Library of America，〈Charles W. Chesnutt, ‘The Bouquet’〉（2019 年）——作家生涯与作品复归时间线，包括 1887 年《大西洋月刊》里程碑、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的复兴，以及 2002 年 Library of America 版本。
9. Library of America，《Charles W. Chesnutt: Stories, Novels, and Essays》——沃纳·索勒斯编订的 2002 年作家生涯文集，官方目录与出版记录。
10. Wikimedia Commons，〈Chesnutt's Library at 64 Brenton Street Cleveland〉——克利夫兰公共图书馆所藏档案照片及目录元数据，影像记录切斯纳特一家于 1888 至 1904 年居住的房屋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