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摄于约 1940 年的红十字会照片里，工作人员正在操作霍列瑞斯（Hollerith）机器，这类设备用于处理穿孔卡、编制统计表。照片以玻璃幻灯片的形式保存在墨尔本大学档案馆，留下了战时援助中较少为人熟悉的一幕：人们处理战俘信息的日常工作。[1]

看到这些机器，人们容易想到工作速度的提升。把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红十字会寻人机构放在一起看，更深的变化逐渐显现：机构改进了接收消息、核对身份的方法，也更善于找出能够进一步询问、获取证据的人。一份记录可以帮助答复家属的查询；把记录重新编排，还能为下一步查问指明方向。[3][5][6]

1914 年，两路文书需要汇合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于 1914 年 8 月 21 日在日内瓦设立国际战俘局。到这一年年底，约有 1,200 人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其中大部分在战俘局任职。丹尼尔·帕尔米耶（Daniel Palmieri）撰写的机构史记述，最初的志愿者来自委员会成员的亲友，随着工作量增加，机构又聘用了受薪人员。[2]

战俘局一面接收交战各方和各国红十字会送来的信息，一面受理家属的查询。工作人员按国别分组，另设专门处理平民事务的部门。这样的分工有实际缘由：同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这个人在哪里——查问起来会涉及不同的语言、主管机关和通信渠道。[2]

留存至今的档案呈现了两路信息如何对接。战俘名单上每出现一个姓名，工作人员便为其制作一张索引卡，注明该名单的检索编号；家属提出的寻人请求，则记在另一类卡片上。循着索引可以查到被俘、转移或死亡的证据，查询卡记录的则是有人正在寻找这个人。两类卡片记载的信息性质有别，仅凭一张寻找失踪者的查询卡，还无法确认此人已经被俘。[3]

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保存的材料，记录了后续工作的痕迹。馆藏中有一批写于 1916–1918 年的德文名单，记载了英国和澳大利亚战俘。据现有线索推测，这些名单由德国红十字会经日内瓦转交英国红十字会。澳大利亚事务部门将其作为工作记录，在上面标出澳大利亚人的姓名；这些名单往往带来了有关他们被俘的第一份通知。[4]

随后，名字旁就可以添上一个可供寄送援助物资的地址。另行保存的澳大利亚战俘个案档案中，记有寄出的包裹、寄回的收讫确认、物资请求，以及与亲属往来的信件。找到战俘与维持联络，是彼此相连的两项工作，各自留下了相应的文书。[4]

1939 年，战俘本人可以缩短消息的来路

中央战俘局于 1939 年 9 月开始运作，接续了前身在重压之下积累的经验。它也有了更坚实的制度依据：1929 年《日内瓦公约》已规定在中立国设立一个中央信息机构。[5]

一项重要变化发生在消息的源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历史指南介绍了经其驻柏林代表促成的被俘登记卡。战俘抵达营地后填写卡片，卡片直接送往战俘局。工作人员可以据此开始处理消息，省去等待拘留国编制并递送正式名单的时间。[5]

信息传递的路线由此改变。手写的被俘登记卡带来战俘本人的报告，索引卡帮助工作人员检索信息，穿孔卡则让选定的信息能够交由机器分类。这三种卡片各有用途，混为一谈就会掩盖改进究竟发生在哪一步。先有报告，再把报告与正确的人对应起来，加快分类才有用处。[3][5][6]

重新分类，也能引出新的查问

一篇发表于 1957 年 1 月、署名 M. K. 的回顾文章，介绍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战时使用的机器。操作人员把信息编码、打入穿孔卡，按部队番号或战俘编号等字段分类，再用制表机打印名单。文章对 1941 年 1 月扩大开展的法国部队按团查询工作，记述得尤其具体。[6]

战俘局按所属部队编排失踪法国军人的姓名，再与同一部队的被俘士兵名单比对。接着，工作人员向这些战俘询问，他们是否知道失踪战友的遭遇。机器帮助寻找知情者，证据则来自人的回忆。[6]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按团查询的办法就已使用；机器扩大了这项工作的规模。[5] 相较于回顾文章中赞颂成就的语气，操作细节更有说服力：一张按部队编排的名单，为每一次查问找到了更合适的去处。

整齐的档案仍有哪些无法确认之处

两套工作体系都依赖信息送达战俘局。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俘档案的指南本身就提醒读者，战俘名单的报送并无稳定保障。有些名单从未编制，有些编好了却未送出；记录也会散失，或有人为差错。因此，检索无果，仍不足以证明一个人从未被关押。[3]

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行政工作的改进，也不足以证明所有人都得到了保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 2006 年通过的一份声明中承认，它未能尽到帮助纳粹迫害受害者的责任，其中包括未能竭尽所能。声明将程序上的限制、狭窄的法律框架，以及决定放弃公开谴责，列为导致这一失败的原因。[7]

两次大战的对照中，有两项成果需要分清。更完善的记录，让已知的被俘经历更容易追查；更有针对性的查问，则能把新的证言带入档案。这两项成果都无法保证机构能够接触受迫害者，也无法保证保护他们所需的行动得以落实。对于等待消息的家属，那些细致案头工作的价值，取决于最终能让他们了解所寻之人的哪些情况。

资料来源

1. 墨尔本大学档案馆，《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使用霍列瑞斯机器统计战俘被俘登记卡》，约 1940 年，档案编号 2016.0081.00003——照片及目录所载来源。
2. 丹尼尔·帕尔米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14 年 9 月 9 日——战俘局的设立、人员与组织安排。
3.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俘：常见问题》，第 1–2、7–9 页——索引卡、查询卡、原始名单与现存记录中的缺漏。
4. 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澳大利亚红十字会档案（1DRL/0428）：战俘部门》，2021 年 4 月 14 日更新——流转的战俘名单及另行保存的包裹往来信件。
5.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图书馆，《中央寻人局》，2020 年 8 月 30 日——1929 年的制度框架、1939 年的战俘局与直接寄送的被俘登记卡。
6. M. K.，《服务于红十字会的机器》，《红十字国际评论》英文增刊，1957 年 1 月，第 13–16 页；美国国会图书馆扫描本——穿孔卡处理与按团查询。
7.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大会，《纳粹种族灭绝及其他迫害》，2006 年 4 月 27 日通过，2007 年 10 月 25 日发布——该组织对其战时失责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