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鸽得先离开巴黎，才能把回信带回来。1870–71年的围城期间，鸽子装在笼中随气球出城，越过四周的德军阵线，再被送往能为它们备好返程信件的地方。它们认得城里原有的鸽舍，这个目的地才让它们有了送信的用处。[1][2] 从巴黎放飞一只信鸽，它的归巢本能也不会指向法国外省那位等候回信的人。

回程的方向决定了整套邮递安排。1870年9月23日，海王星号（Neptune）气球携邮件离开巴黎。气球升空后可以飞越包围圈，却难以由此开辟一条可靠的返程航线。邮政部门需要另一种信使。[1] 气球负责出城，信鸽负责回城。两者所受的限制各不相同，两段旅程也就得以接续。

信鸽能够找到城市，找到具体的收信人则是另一回事。法国军事博物馆（Musée de l'Armée）保存的一则记述，把这一区别落到了实处：一幅后来绘制的画作上有题记，记下一只信鸽随莱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的气球队伍离城两天后，于10月9日返回爱德华·卡西耶（Édouard Cassiers）鸽舍的经过。卡西耶的鸽舍设在他位于蒙帕纳斯大道的公寓里。[2] 信鸽飞抵，只是完成了一段运输。它带来的消息，还得有人收取、读取，再分送出去。

因此，这条返程邮路既要配合动物与机器的特性，也要协调各处地点和工作人员。巴黎城内要有信鸽熟悉的鸽舍，鸽子要先运到包围圈外，城外要有人照料和放飞，城内要有人接收。出城气球上的一笼鸽子，已经是在为日后入城的消息作准备。

接下来的限制是信件的重量。一小片纸可以写下一则简短通报；整座城市等待的公文指令和家人音讯，却远超这个分量。勒内·达格龙（René Dagron）把一种摄影技法用到了这道难题上：它原先用于制作微小照片，供人透过放大镜观看。瑞士照相机博物馆介绍，战前已有照片被嵌入首饰和其他小物件。[3] 缩微原是一门现成的手艺，围城让它承担起迫切的邮递任务。

连摄影师前往工作地点，也要借助这套出城运输。按达格龙本人的记述，他于1870年11月12日乘坐尼埃普斯号（Le Niepce）气球启程，与协作者一同带上了摄影器材。他经历了危险的降落，又穿过被占领地区逃脱，于11月21日抵达图尔。[4] 为了让巴黎收到消息，他先得在别处安顿好自己的工坊。

达格龙抵达时，当地已有相关尝试。他记述，图尔的摄影师布莱兹（Blaise）此前已经把消息缩印在纸上。达格龙认为，纸张的纹理限制了文字的精细程度。他所用的透明胶膜则兼有质轻与透光的特点，送抵巴黎后，可以利用穿透胶膜的光线放大图像。[4] 这一差别牵涉邮路的两端：文字缩得再小，也要有人能够准确地还原读取，才有用处。

瑞士照相机博物馆说明了这一步所用的材料。摄影图像制在以玻璃为托底的火棉胶层上；处理完成后，轻而柔韧的胶膜便可从玻璃上揭下，卷起，装入系在信鸽尾部的羽管。[3] 玻璃留在原处。制作图像时所需的材料，有一部分就此卸下，原本脆弱的摄影制品才成了便于携带的信件。

留存的纪念样卡，让人看见这种转变的实际尺度。据博物馆介绍，卡中嵌入的胶膜约为3厘米乘5厘米，缩录了十六页内容。[3] 这个密密麻麻的小长方形，很难供人直接阅读。它是为拥有合适器材的接收者准备的。拿到消息和读出消息，是两道各自需要完成的工序。

加斯东·蒂桑迪耶（Gaston Tissandier）的同期记述，把消息一路追踪到接收室。工作人员打开羽管，在液体中展开胶膜，晾干后夹在玻璃片之间，再用投影把字放大到幕布上。抄录员随后读出、抄下各份消息，转送巴黎各处办事机构。[5] 鸽子带来的是通信的影像，经人手处理，才重新成为可以传递的信件。

这番工作颇费时间。蒂桑迪耶写道，架设投影设备约需四小时，之后还要花上数小时抄写，工作人员也在设法改进器材。[5] 容纳更多文字的胶膜一旦送达，等着处理的工作也会增多。一次成功的飞行，把这份需要耐心的抄录工作送过了封锁线，带到城内。

胶膜上的字即使清楚可辨，飞行能否成功仍受其他条件左右。达格龙和蒂桑迪耶都记下了严冬对信鸽归程的阻碍。[4][5] 摄影在这里又显出一项长处：同样的内容可以复制多份，交给不同的鸽子携带。达格龙说，多数胶膜都重复发送了约二十次，有些达到三十五次或三十八次。[4] 缩微带来的额外运量，便这样用在重复投递上，为同一批消息多添几次抵达巴黎的机会。

这些副本，也让惊人的总数需要仔细辨认。达格龙区分了两种口径：其团队处理的材料中约有115,000份消息，计入重复副本后，总量则超过250万份。[4] 较大的数字记录的是摄影制品成倍复制后的数量，不能据此认定有数百万条不同的消息成功送达。制作、发出和收到，是三个各自独立的环节。

阅读达格龙的小册子，也要像核对他的数字一样仔细。他以亲历者的身份为自己的贡献辩护，篇末还抗议他人争夺功劳。他也说明，随记述附上的纪念样本重现了自己的制作方法，但改动了消息中的姓名。[4] 这样的样本可以展示工艺，作为私人通信的史料使用时，则须考虑内容已经改动。它能证明什么，取决于我们是否清楚这究竟是一件怎样的物品。

到1871年1月28日停战时，这套邮递服务已在围城内外接起两段性质迥异的行程。[1] 它的成效依赖一环接一环的次序：先把信鸽送出去，再给它们足够轻的信件带回家，最后把抵达的影像变成可读的消息。那片小小的胶膜，是留存至今引人注目的物件。它的周围，曾有气球乘员、养鸽人、摄影师和抄录员，各自做好手上的工作，让下一个人能够接着做下去。

资料来源

1. 法国邮政博物馆（Musée de La Poste），《从信鸽到航空邮政／空中的邮政》（“Du pigeon à l'Aéropostale / La Poste dans les airs”），教学资料，第1–2页——气球启程、信鸽运出城外、返程消息及围城结束。
2. 法国军事博物馆（Musée de l'Armée），《动物与战争，第15集：鸽子》（“Animals and war, episode 15: The pigeon”），2017年6月10日——归巢路线、卡西耶的鸽舍，以及记载10月归巢经过的题记。
3. 瑞士照相机博物馆（Swiss Camera Museum），《最早的胶片》（“The first film”）——火棉胶处理工艺、战前的缩微摄影，以及图示纪念卡和其中嵌入的胶膜。
4. 普吕当·勒内-帕特里斯·达格龙（Prudent René-Patrice Dagron），《信鸽邮政：巴黎围城纪念》（La poste par pigeons voyageurs: Souvenir du siège de Paris），1870–71年，“达格龙先生的报告”（“Rapport de M. Dagron”）及附记——亲历者对工坊、胶膜工艺、重复副本和纪念样本的记述；据法国国家图书馆（BnF）数字化版本转录。
5. 加斯东·蒂桑迪耶（Gaston Tissandier），《乘气球！巴黎围城期间》（En ballon! Pendant le siège de Paris），1871年，鸽邮章节——对消息接收、放大、抄录以及冬季阻碍的同期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