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约旦杰拉什的罗马竞技场，石砌看台下方的 W2 与 W3 两间石室，让一场历史争论有了格外具体的形态：约230人被迅速而密集地放入其中，几乎不见普通墓地惯有的间距与仪式安排。2025年，研究人员报告从其中5人身上检出 Yersinia pestis（鼠疫耶尔森菌）DNA。2026年的一项考古研究认定，这批遗体源于同一次危机，并在数天或数周内放入石室。[5][6]

这座集体墓葬直接证明，东地中海的一座城市曾遭受急骤的鼠疫灾难。它无法充当整个帝国的死亡证明。

所谓查士丁尼瘟疫的现代争论，核心就在这一区分。古 DNA 结束了旧有的病原诊断之争：六世纪疫情由 Y. pestis 引发，也就是导致腺鼠疫的病原体。[4][5] 仍悬而未决的是规模：这场大流行造成的死亡，是否足以从根本上重组晚期罗马世界？又或者，鲜明的文字记述与零散墓葬是否承担了一项宏观人口结论，而广泛的经济和环境证据无法支持这项结论？

“浩劫”与“无事发生”都无法单独概括现有证据。如今最有力的回答包含多个层次：一种病原体可以传播极远，在一些社群造成灾难，延续两个世纪反复暴发，同时仍不足以为整个帝国推导出一个有充分证据支持的统一死亡率。

一个名称，四重问题

“查士丁尼瘟疫”这个名称常把四个问题收拢在一起。诊断询问何种疾病致人死亡。传播范围追问疾病抵达何处。地方严重程度考察特定地点、特定轮次的后果。历史影响则关注反复发生的死亡是否改变了各地的人口、生产、税收、军队、聚落或帝国权力。每一类证据的回答范围各不相同，跨向下一层仍需额外材料。

现存记载呈现的时间线始于541年夏季，书面材料将一次疫情定位在埃及地中海沿岸的佩卢西乌姆。到542年春季，鼠疫已经抵达君士坦丁堡。此后，史料又记录了叙利亚、安纳托利亚、希腊、意大利、北非、亚美尼亚和高卢的疫情；随后还有多次复发，包括约在558年君士坦丁堡再度暴发，相关记载一直延续至八世纪中叶。[1][3]

普罗科匹厄斯身处君士坦丁堡，亲历了那个时代，他留下了关于542年疫情最著名的叙述。他写到发热与肿块，写到埋葬安排不堪重负、劳作停摆，也写到节节攀升的每日死亡人数。这份证词让人看见，帝国中心附近一位受过教育的观察者眼中，大规模死亡呈现何种景象，又带来何种感受。它属于文学史著，无法替代民政登记册。其中最大的数字是叙述内部的估算；开篇把几乎全人类都置于威胁之下。[1]

普罗科匹厄斯的证据价值由此有了清楚的尺度。对于君士坦丁堡的事件顺序、症状、恐惧与社会扰动，他的记述力量最强；一旦用来精确计算地中海死亡总数，证据力量便最弱。

大流行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论据

强调历史影响的解释，从多类证据的汇合处出发。与疫情同时代的作者用多种语言记下反复发生的腺鼠疫。如今，从地中海腹地直到西欧和北欧，墓葬人群中都已检出 Y. pestis 基因组。杰拉什的病原体 DNA 出自一座迅速填满的集体墓葬，证据由此越过孤立墓葬的尺度。从这一解释看，文字档案与生物档案照亮了同一场庞大而分布不均的事件中不同的部分。[3][4][5][6]

Peter Sarris 在2022年发表的论述，是近年为这一立场所作最清楚的辩护。他认为，怀疑派研究既低估了古 DNA 揭示的地理传播范围，也低估了把晚期古代残缺记录转化为统计数据的难度。若从存世法律、钱币、纸草文书与历史叙述中搜寻鼠疫踪迹，所得结果会受到史料条件左右：材料使用多种语言，存世极不均衡，原本也未以衡量死亡率为目的。542年后国家文书仍持续存在，只能证明行政延续；仅凭这一点，无法看出某一行省究竟少了多少纳税人、劳工或士兵。[3]

这一论证最严谨的版本，没有把鼠疫写成凭一己之力“终结罗马”的力量。西罗马帝国早在五世纪便已灭亡，东罗马帝国经历六世纪疫情后又延续了许多个世纪。更窄也更严密的主张是：政权延续与疫情造成深远后果可以同时成立。一个持久的国家能够吸收严重的人口冲击，转移负担，维持文书运作，并继续保有可辨认的制度形态。

这种解释落实到具体地域时，论证力最强。依靠航运和谷物供应连接的高密度城市，与内陆村庄遭遇鼠疫的方式可以不同。同一次复发也会在各地呈现不同强度。若鼠疫在环境与宿主间的传播呈斑块状，帝国平均数便会遮蔽扰动影响最大的城市与财政中心。[3]

反对帝国级浩劫说的论据

怀疑派的解释先从外推风险谈起。2019年，Lee Mordechai 与同事把历史记述同法律、纸草文书、铭文、钱币、花粉记录、古 DNA 和墓葬考古放在一起考察。他们没有发现足以支持第一次大流行夺走地中海三分之一或一半人口这一说法的同步断裂。他们刻意以挑衅性的措辞作结：这场大流行广泛的人口影响遭到了夸大。[2]

其中最有力的是方法论论证。从一具人骨中检出 Y. pestis，能够证明特定时间与地点发生过感染，却无法给出总人口这个分母。一处检出病原体的墓葬无法告诉人们，周围究竟死了十个人，还是一万人。同样，也不能根据首都的一篇骇人记述推算每个行省的情形。研究十四世纪黑死病时，历史学家可以把更丰富的连续记录与墓葬、叙述结合起来；六世纪大体缺少这类人口账簿。[2]

怀疑派的综述因此转而寻找人口损失的间接痕迹。如果死亡既巨大又普遍，栽培植物花粉、纸草文书、钱币、铭文或墓地使用情况理应出现急剧变化。相比整齐一致的全帝国断裂，作者们看到更多连续性，因此主张以地方研究取代一条宏大的死亡率曲线。[2]

这是对证据的切实校验，与否认鼠疫无关。它准确区分了病原体存在的证明与流行程度的证明，同时也有自身限度。花粉可以记录一地的土地利用，对城市危机的分辨率却很低。存世纸草文书衡量的是留存下来的行政活动，无法直接衡量受威胁的人口。定年不精确的墓地，会把短促的死亡峰值模糊在数十年的跨度中。只有先明确档案的分辨率与保存偏差，某种痕迹的缺失才具有解释力。[2][3]

基因组解决了什么，又数不出什么

古 DNA 回答了文字史料迟迟无法定论的问题，也由此改变了整场争论。2019年的一项基因组研究从英国、法国、德国与西班牙的遗址中复原了8个新的 Y. pestis 基因组。结合早先发现，它们显示同一条第一次大流行谱系内部已经分化出不同菌株，也证明感染范围远远超过文献最充分的地中海疫区。[4]

有了这些基因组，两种说法愈发难以成立：六世纪疾病由其他病原体引发，或者疫情只是君士坦丁堡的一场文学事件。然而，它们无法确定各个感染地点之间究竟死亡了多少人。基因组勾勒出的地理分布图，只标示经过确认的病原体出现地点，范围受多重条件限制：考古人员在哪里发掘，哪些牙齿保存了 DNA，哪些遗骸被取样，以及哪些检测最终成功。[4]

杰拉什把这张图上的一个点放大到了罕见的分辨率。竞技场墓葬的年代介于六世纪中叶至七世纪初。约230具遗体在很短时间内密集放入两间石室。5名取样个体检出彼此近缘的 Y. pestis 基因组；稳定同位素结果还显示，他们童年时期接触的水环境不尽相同，也为这群死者的来源差异留下了线索。[5][6]

新证据改变了争论中各类材料的分量，争论仍在继续。东地中海由此有了一座经生物分子证据确认的鼠疫集体墓葬，地点靠近文献记载中最早的疫区。它反驳了把所有鼠疫阳性墓葬一概视为孤例或社会影响甚微的预设。然而，杰拉什的约230具遗体仍无法换算成君士坦丁堡、埃及、意大利或整个帝国的人口百分比。墓葬证明地方性浩劫，也清楚显示单一地点无法成为通用分母；它的意义正在这一限度之中。

如今的争论焦点是证据分辨率

两种最有力解释之间的距离，已经小于各自标签给人的印象。

一种解释把鼠疫理解为一场影响广泛而分布不均的大流行。反复暴发、远距离基因组证据，以及杰拉什这类急骤形成的集体墓葬，都指向相当可观的死亡；制度的韧性与分辨率粗疏的间接指标，也容易遮蔽其影响。在这一解释下，若要求每一地的档案都显出相同断裂，才承认鼠疫具有历史分量，便设下了错误的证据门槛。[3][4][5][6]

另一种解释则把它理解为一场真实存在、地方暴发严重，但洲际人口影响尚未证实的大流行。震撼的史料记述与检出病原体的墓葬，显示鼠疫曾在何处发生；广域间接指标则未能支持同步的人口崩溃。在这一解释下，错误来自把已经确认的传播范围直接换算成未经证实的死亡规模。[2]

两种立场都能接受更精确的检验。若多处定年严密的墓地一再同时出现超出常态的同期集中埋葬、Y. pestis DNA，以及当地聚落、税收、粮食供应或劳动力收缩的证据，强调广泛影响的一方将得到更有力的支持。若多个地区同样高分辨率的连续材料显示，感染者墓葬出现时没有超额死亡，且多次复发期间人口指标保持稳定，怀疑派的论证将得到加强。无论检验哪种解释，证据都必须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接合。来自巴伐利亚的一份病原体基因组不能为君士坦丁堡的伤亡估算背书；埃及纸草文书的连续性也抹不去杰拉什的集体墓葬。

现阶段，不同层级结论的确定程度依次下降。Y. pestis 引发第一次大流行，并传播到广阔地区，这一点确定性高。一些社群曾在短期内遭遇大量死亡，同样确定性高。推及整个地区的历史后果时，确定性降低；为横跨欧亚大陆西部和地中海、延续两个世纪的疫情套用一个死亡总数，确定性最低。[1][2][3][4][5][6]

这样的层级划分让历史少了电影式的戏剧感，也让解释更加严密。帝国延续下来，不能证明疫情轻微。发现一座集体墓葬，也不能证明帝国由此崩溃。杰拉什竞技场下的遗骸，使当地那场灾难成为确凿事实，同时守住了单一遗址所能言说的限度。病原菌已有其名，人口地图仍留有空白。

来源

1.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II.22–23, “The Plague, 542,” Internet Medieval Sourcebook at Fordham University——关于君士坦丁堡疫情症状、时序、死亡规模说法、埋葬压力与社会扰动的同时代记述。
2. Lee Mordechai et al., “The Justinianic Plague: An inconsequential pandemic?”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6, no. 51 (2019)——综合文本、文书、花粉、古 DNA 与墓葬考古的怀疑派综述。
3. Peter Sarris, “New Approaches to the ‘Plague of Justinian,’” Past & Present 254, no. 1 (2022)——批评极小影响说、评述文字、法律、考古与基因组证据的开放获取接受稿及知识库记录。
4. Marcel Keller et al., “Ancient Yersinia pestis genomes from across Western Europe reveal early diversification during the First Pandemic (541–750),”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6, no. 25 (2019)——证明病原体传播范围及同一条第一次大流行谱系内菌株分化的基因组证据。
5. Swamy R. Adapa et al., “Genetic Evidence of Yersinia pestis from the First Pandemic (541–750 CE)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Genes 16, no. 8, article 926 (2025)——从杰拉什竞技场集体墓葬中5名个体身上复原的基因组。
6. Karen Hendrix et al., “Bioarchaeological signatures during the Plague of Justinian (541–750 CE) in Jerash (ancient Gerasa), Jorda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186 (2026)——约230名个体的埋葬背景、快速入葬、同位素与母系谱系证据。
7. Wikimedia Commons, “Hippodrome, Jerash, Jordan1.jpg” by Diego Delso——本文所用2011年遗址照片的来源页面与元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