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的鸸鹋战争版本有着笑话般的利落：澳大利亚向鸟类宣战，打了近 10,000 发子弹，最后输了。句中的几个名词都有事实来历。1932 年 11 月，澳大利亚皇家炮兵部队的一支小分队确实带着两挺刘易斯机枪和 10,000 发子弹，进入西澳大利亚州东北部的小麦带。当时有数千只鸸鹋穿行于耕地。最初几次伏击接连受挫，政客纷纷取笑，鸟群依旧留在那里。[1][2]

可是，一个笑点还算不上解释。澳大利亚没有向某个非人类国家发布宣战书，没有动员全国军队，也没有接受任何投降条件。农民请求军方提供武器后，国防部长 George Pearce 批准了一次小规模害兽捕杀行动。当时报纸和议员自己就称它为“鸸鹋战争”，语气里常带着对政策的讥讽。[3][4][5] 今天的网络迷因沿用了当年的比喻，只把引号拿掉了。

那么澳大利亚究竟输了吗？若把战争定义为政治对手之间的武装冲突，这里没有一场可供判定胜负的战争。若所谓失败，是一次引人注目的政府干预未能控制它原本要解决的损害，人类一方的成绩便很难看。鸸鹋没有在战场上击败士兵。它们暴露出武器、地貌、动物习性与政治承诺之间的错位。

神话由事实压缩而来

故事的起点早于机枪小组抵达之时。20 世纪 20 年代，西澳大利亚州的小麦带向更干旱的地区扩张。边缘地带的许多种植者是退伍军人，已经背负债务，还要承受小麦价格剧烈波动带来的风险。Murray Johnson 的历史研究把 1932 年要求调来机枪的诉求放在退伍军人安置危机之中；喜剧般的插曲只是后来的讲法。[2] 鸸鹋让压力显露出来，而让一次受损收成变得危险的农场经济早已存在。

这些鸟也谈不上入侵军队。鸸鹋食性灵活，会随着食物来源移动。降雨和短时出现的丰富食物会让原本分散的鸟群聚集，再长距离迁徙；农作物和农场水源又在被围栏切开的路线上增加了新资源。历史学家 Libby Robin 估计，1932 年 Southern Cross 附近约四十平方英里的范围内有大约 20,000 只鸸鹋。在她的生态史解读中，这些鸟是在回应一片意外丰饶的人工种植地。[1]

两种说法指向不同的历史。“入侵”意味着敌人越过一条稳定疆界；证据显示，一个不断移动的本土物种遇上了刚被人类改造的栖息地。与此同时，农民承受的损失十分真实：鸸鹋啄食并踩踏小麦，还会撞坏围栏，为兔子打开通道。修正战争比喻时，农民的困境仍须按事实看待，不能再把它写成另一个笑话。农业、生态与财务问题一齐到来时，军方方案也就有了吸引力。

Pearce 批准提供武器，条件是刘易斯机枪必须由军人操作。出动规模很小：少校 G. P. W. Meredith、中士 S. McMurray、炮手 J. O’Halloran、两挺自动武器和 10,000 发子弹，另有当地农民协助。[1][2] 据此说“陆军与鸸鹋交过手”，字面上有依据。至于把它描述为澳大利亚举国参战，规模相差甚远。

第一轮行动在公众注视下受挫

降雨推迟了开场，行动最终于 1932 年 11 月 2 日开始。计划设想由当地农民把大群鸸鹋赶向位置固定的机枪。机枪原有的优势，是把密集火力倾泻到成群目标上；一旦目标在旷野散开，这项优势便反转成了负担。

最清楚的一次失败发生在 11 月 4 日黎明前。约 1,000 只鸸鹋接近一处饮水点，机枪手已经在那里设下伏击。鸟群确实进入了射程，但机枪在约十二只鸸鹋被打死后发生卡壳。Robin 记载，截至 11 月 6 日，总共耗弹超过 2,500 发，击杀数约为五十只。[1] 即使各方还未就尸体总数达成一致，这种比例也已经断送了行动的政治前景。

11 月 8 日，Pearce 叫停行动。此后几天，报纸刊登了议会里有关这场“闹剧”、开销以及是否颁发战役勋章的质询。[9] 11 月 10 日，《Argus》报道称，机枪出动仅数日便已撤回，当时的战果还不足以支持继续行动。[3] 今日流传的那版干净利落的撤退故事，源头就在这里。

这次挫折确凿无疑。人们选择机枪，一部分理由在于它看起来效率惊人，结果留下了场面，却没有留下足以服人的成效。小分队能够射杀一只只鸸鹋，却无法让一群不断移动的鸟长期停留在枪械所要求的火力几何范围内。鸸鹋自然没有带着军事意识运用战术；群聚、散开、速度与距离已经足以让人类方案看上去像是遭到战术破解，也因此格外可笑。

第一次撤回只持续了几天

流传最广的版本在第一次撤回处收尾，实际行动却继续了下去。

农民和西澳大利亚州政府要求军方返回。他们坚持认为，鸸鹋仍在破坏农作物，早期新闻报道也低估了猎杀数量。11 月 12 日，《Canberra Times》以“Emu War Again”为题宣布，国防部在西澳大利亚州再次交涉后同意恢复行动。[4] Meredith 的小分队于 11 月 13 日重返野外。

Pearce 于 11 月 18 日在参议院为这一决定辩护，《Argus》次日作了报道。他没有把第一周说成进展顺利，辩护的重心落在另一组事实：最初只有少数鸸鹋被杀的报告有误，实际已有数百只遭到捕杀，而且农业威胁仍然严重。参议员 James Guthrie 提出了相反意见，询问是否存在一种“更人道，即便不那么壮观”的办法。[5] 这两种立场勾勒出真正的争议：一边关注农作物保护的实际效用，另一边则质疑这场昂贵而高调的捕杀；行动造成的痛苦与实际成效都受到质疑。

第二阶段少了些戏剧性；按照 Meredith 的报告，猎杀数字也更高。12 月 10 日，他接到召回命令；最终报告称，共耗费 9,860 发子弹，明确击杀 986 只鸸鹋，并估计另有 2,500 只受伤后死亡。[2] 后来反复出现的“每只鸟十发子弹”说法，就来自这些数字。

这些数字应按 Meredith 的说法来引述，不能当作普查结果。每只确认死亡的鸸鹋恰好对应十发子弹，算式过于整齐；那 2,500 只伤鸟据称在后来死亡，同样无法核验，两项数字都需要谨慎对待。从“几只”到数百只，再到指挥官的最终总数，当时报刊给出的数字几经变化。能够确定的事实范围更窄：第二次出动杀死的鸸鹋多于早期报道，然而它既没有清除估计种群中的大多数，也没有终结农民对保护措施的要求。

怎样才算胜利？

关于行动结果，有两种严肃的解读。

第一种把它视为行政与执行层面的失败。政府用集中部署、火力密集的军用机枪对付一受惊就会散开的动物；行动遭到嘲笑后暂停，又在政治压力下恢复，收尾时仍没有可供衡量的作物损失降幅。依照双方自身的估算，并且只计算 Meredith 所称明确击杀的 986 只，估计当地种群中约 95% 仍然存活。后来几年里，要求军方继续援助的呼声再次出现。[1][2] 就长期保护作物和压低种群数量这两项宽泛目标而言，证据看不到成功。

第二种解读不接受“战败”一词。没有士兵在战斗中被击败；一支捕杀小队杀死数百只动物，随后由本国政府召回。Pearce 的辩护从表面看有现实根据：收获季里的农民需要立即得到援助，死去的鸸鹋也无法再破坏庄稼。1935 年一篇回顾报道甚至主张，机枪保住了尚未损失的小麦。[2] 若把目标收窄为杀死一部分鸟，并在几周内保护一部分田地，档案不足以支持“彻底失败”的说法。

问题在于，这套狭窄标准从未配上良好的测量。上述档案没有对照地区，没有可靠的作物损失前后估算，也没有行动结束时经过核实的种群数量。尸体总数记录的是机枪小组的猎杀活动，无法说明政策取得了什么结果。农业成效根本难以计分，这项行动才格外容易套上战争胜负的计分牌。

更大的死亡数字，仍换不来更清楚的胜利

后来的政策进一步显出机枪与任务之间的错位，同时也没有给人类故事添上凯旋结局。西澳大利亚州继续支付猎杀赏金。Robin 把 1935 年的记录概括为六个月内 57,034 只；规模较小而且能够移动的队伍，加上驱赶围猎，杀死的鸸鹋远多于 Meredith 的固定机枪行动。[1] 一份官方围栏分析为这个常被引用的数字补上了更宽的范围：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Northampton 第一次遭遇大规模鸸鹋涌入时，从 8 月到次年 1 月，3 号围栏以北共捕杀 57,034 只，以南另有 28,577 只。[6] 对比可见，因地分散的办法更适合这项任务。任何一项统计都不足以证明全州范围或长期意义上的胜利。

一份为西澳大利亚州农业与食品部编制、后来提交议会的 2007 年效益成本分析，记录了后期极为庞大的悬赏猎杀总数，却得出结论：每年大量捕杀对鸸鹋种群的长期数量几乎没有影响，也未能阻止后来再次出现大规模迁移。[6] 持久性更强的应对转向空间阻隔：维护、升级并延伸 1902 年至 1907 年间建造的防兔屏障，减缓鸸鹋向农业区迁移。西澳大利亚州农业部门至今仍把州屏障围栏（State Barrier Fence）描述为抵御大规模鸸鹋迁移以及野犬侵扰的设施。[7]

这段漫长后续改变了判断。把教训归结为步枪胜过机枪，或围栏在复赛中“获胜”，都会过分简化。悬赏把行动分散给熟悉地形的人，围栏则在鸟群抵达农田之前处理迁移问题。每项政策对问题的界定各不相同。所有这些办法都没有把鸸鹋变成一个被击败的政治敌手。

鸸鹋战争能够流传至今，缘由在于它的喜剧框架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政客拿“战争”、战役勋章和胜利开玩笑；A. E. Green 说，真要颁发勋章，也该发给鸸鹋，因为它们“迄今赢下了每一回合”。[9] 报纸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语言，让人们用熟悉的方式理解这场小规模害兽捕杀，而许多农民和官员刚刚亲历过那场战争。[2][3][5] 因而，这个迷因既是互联网时代的余生，也是属于 1932 年的历史产物。

它失真的部分落在规模与行动主体上。“澳大利亚”变成一个难堪的参战者，“鸸鹋”变成另一个，一场结果存疑的捕杀也成了胜负分明的战役。它真实的部分则在结果和公众观感上。政府承诺集中火力，地貌拒绝配合集中，而这次干预始终无法证明自己保护了原本要挽救的农业体系。

鸸鹋没有赢得一场战争。它们熬过了一项只让火力清晰可见、却始终无法衡量农业成效的政策。

来源

1. Libby Robin，〈Emu: National Symbols and Ecological Limits〉，收录于 Libby Robin、Leo Joseph 与 Robert Heinsohn 编，Boom & Bust: Bird Stories for a Dry Country（CSIRO Publishing，2009 年）——关于 1932 年出动行动、后期悬赏和鸸鹋迁移的生态与行动史研究，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保存。
2. Murray Johnson，〈‘Feathered Foes’: Soldier Settlers and Western Australia’s ‘Emu War’ of 1932〉，Journal of Australian Studies 第 30 卷第 88 期（2006 年），第 147–157 页——对农业危机、军方出动、相关政治以及争议结果的学术重建。
3. 《The Argus》，〈War on Emus〉（1932 年 11 月 10 日）——关于第一次撤回及其公开理由的当时报道，由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数字化。
4. 《The Canberra Times》，〈Emu War Again〉（1932 年 11 月 12 日）——西澳大利亚州再次交涉后，宣布恢复行动决定的当时报道。
5. 《The Argus》，〈‘Emu War’ Defended〉（1932 年 11 月 19 日）——关于 Pearce 在参议院的辩护，以及 Guthrie 对捕杀场面和人道问题提出异议的当时报道。
6. URS Australia，Benefit-Cost Analysis of the State Barrier Fence（为西澳大利亚州农业与食品部编制，2007 年 11 月 21 日；后来提交议会）——受官方委托，对历史上的鸸鹋迁移、悬赏总数、种群影响与屏障围栏政策所作的评估。
7. 西澳大利亚州初级产业与区域发展部，〈State Barrier Fence〉——关于防兔围栏后来如何用于限制大批鸸鹋进入农业区的官方历史。
8. Wikimedia Commons，〈Australian soldiers resting during Emu War〉——本文所用 1932 年 11 月至 12 月行动照片的图录页；来源说明提到水中映出的相机。
9. 《The West Australian》，〈Questions in Representatives〉（1932 年 11 月 9 日）——关于议会讥讽的当时报道，其中包括战役勋章以及鸸鹋赢下每一回合的问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