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烟纸盒成了一座小小的档案柜。安德鲁·希格利拍摄的照片里，木桌上的长条纸盒装满了手写卡片，那是艾丽斯·科伯（Alice Kober）留下的研究资料。这位布鲁克林学院的古典学者，多年来一直面对同一个难题：一种文字的词语尚无人读懂，研究该从何处着手？这些卡片便是她为此积累的工作记录。[1]

线形文字B（Linear B）保存在青铜时代希腊和克里特岛的泥版上。谈到它在1952年的最终破译，人们通常会想到英国建筑师迈克尔·文特里斯。科伯在两年前已经去世。她对后来破译者的帮助，有一项可以明确指出的成果：在暂且搁置具体读音推测的同时，确立了符号之间的关系。[5]

一份尚且无法读懂的文本，如何能透露这么多信息？答案从那些小纸片开始，却取决于科伯选择统计什么，以及她对哪些结论坚持保留判断。

课堂之外的另一份工作

科伯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之外挤出时间做研究。玛格丽特·福克斯的著作节选刊于《布鲁克林学院杂志》，其中记述了她的日常：上完课、批改完作业，她便在弗拉特布什与母亲同住的屋子里，继续研究线形文字B。她自学多种语言、语言学和统计学，为这个短期内难见成果的难题做着长久的准备。[2]

档案留下了更具体的记录，让人看见她承受的压力。档案检索指南引述了她在1949年5月2日写的一封信：承担五个班的教学，让她筋疲力尽，也开始担忧自己的健康。指南还记载，为了让资料便于收存，也为了应对纸张短缺，她用贺卡、信封和其他再利用的纸张做研究笔记。[3]

这些档案逐渐成了思考的工具。泥版上的符号，沿用的是古代书写者安排的次序；拆分到一张张纸片上后，研究者就能按不同问题，把各处出现的符号重新归到一起：某个符号出现在哪里，与哪些符号相伴，看上去有关联的词又怎样变化。档案说明明确记载了这种整理方式：重新排列材料，以考察出现频率和组合规律。[3]

从这个角度看，纸盒里保存着付出的劳动，也保存着一次次取舍。每一次有意义的比较，都要先决定哪些细节应当放在一起。反复翻动、挪移纸片，本身就是推理的一部分。

先有材料，才能计数

还有一道限制：泥版出土之后，学者仍须等待材料开放。阿瑟·埃文斯自1900年起在克诺索斯发掘出大量铭文，出版工作却迟迟未能跟上。他在1941年去世后，约翰·迈尔斯接手编纂《米诺斯文字》第二卷（Scripta Minoa II）。战争、年事渐高，以及埃文斯多年积存材料的状况，都拖慢了进度。在科伯的大量协助下，这部书终于在1952年出版。[4]

对科伯而言，查阅资料的机会短暂，需要事先周密安排。档案检索指南记载，她在1947年前往牛津之前，曾计时练习抄录，估算自己能够记录多少材料，连寒冷对手指的影响也计算在内。研究所面对的，既有语言上的难题，也有文献数量、可用时数和双手能力的实际限制。[3]

计数还有一个前提：先可靠地界定什么算一个符号。埃米特·贝内特的工作，区分了线形文字B中各自独立的字符，以及同一字符的不同手写形式。若混淆两者，就有把书写者笔迹上的差异计作一个新音的风险。贝内特的分类与科伯的分析各有侧重，共同处理着一个难题：面对留存下来的字迹，学者究竟能够比较些什么。[5]

先辨关系，再寻读音

科伯着重研究这样一组组词：开头反复出现，词尾有所变化。在1948年的论文《米诺斯文字：事实与理论》中，她强调，仅凭拼写相似，还不足以认定这些变化具有语法意义；词语的位置和上下文也须给出依据。她在1945年和1946年发表的论文，已逐步展开对屈折变化的研究，也就是词形随语法功能而发生的变化。[6]

关键在于这样一种假设：线形文字B的符号代表音节。若几个相关词形保留了词干末尾的辅音，却改变了紧随其后的元音，那么写在这个交界处的符号也会随之改变。比较几组这样的词，就能找出哪些符号共享辅音，哪些符号共享元音。正如安娜·贾德森所解释的，即使具体读音仍未确定，科伯也能据此排出符号之间的关系。[5]

沿用剑桥大学的解释，设想一个例子，就能看清这一区别。假定两个未知符号最终被读作 pa 和 po。研究者最初掌握的，可以仅限于两者开头的辅音相同；至于辅音是 p，元音分别是 a 和 o，则仍待揭示。即便如此，这项关系也足以排除许多读法：给符号拟定的每一个音值，都须与已观察到的关系相容。[4]

这正是方格表的价值。后来提出一种读法，其影响会越出单个词语，延伸到其他地方。一种颇有希望的解释，仍须经得起整套符号系统中其他读法的检验。

留在原处的问号

科伯陈述结论时十分审慎。她在1948年的论文中，把提出的排列称为“暂拟的语音模式”，并逐一说明所依据的假设。她承认，这些假设仍待证明。接下来须有更多证据印证这一模式；若证据无法支持，就应放弃它。[6]

这份保留也是她成就的一部分。从破译成功之后回望，一步探索很容易被写成注定会有的发现。科伯的论文让人回到结果尚未揭晓的时刻，看到当时仍然存在的不确定性。她找到了有效的提问方式，也说明了在什么条件下，所得答案会失效。

这种克制还让不同层次的认识各归其位。辨认语法规律、提出读音之间的关系、读懂一个词，分别是三种进展。若把它们混为一谈，一个引人入胜的猜想就会显得比实际更为完备。

后来的读者能做什么

1952年，文特里斯开始检验一种设想：泥版上的某些词是否代表克里特岛的地名。符号之间已经理清的关联，让这些猜想更有检验价值：为某些符号拟定的音值，可以推及其他符号和词语。越来越多的读法指向希腊语，推翻了他先前倾向于将其与伊特鲁里亚语联系起来的看法。[4]

随后，约翰·查德威克带来了希腊语方面的专业知识，与文特里斯共同准备了1953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两人的合作一直延续到1956年出版的《迈锡尼希腊语文献》（Documents in Mycenaean Greek）。剑桥大学的介绍将最初的破译，与此后核验、阐释破译结果的工作区分开来。[7]

科伯在1950年去世，让人很容易设想另一种结局：倘若她继续活着，是否会亲自完成破译？现存证据仍让这个问题悬而未决。证据能够呈现的，是她发表的分析、整理的材料，以及后来研究得以使用的符号关系。

2024年，她的文稿随爱琴海文字与史前史研究项目（PASP）的档案一起迁至辛辛那提大学。馆藏中既有手写纸片，也有书信和出版物。[8]这些材料放在一起，让一项常被遮蔽的成就重新显现。若只把发现归结为古老词语终于能够读出声的那一刻，此前的工作便会隐去。早在那一刻到来之前，科伯已经让这些符号彼此参照、相互约束。

参考来源

1. Michael Miller，辛辛那提大学，《档案讲述古希腊文字的破译历程》，刊于Phys.org（2024年10月10日）：Andrew Higley拍摄的科伯香烟纸盒研究档案照片。
2. Margalit Fox，《迷宫之谜》（The Riddle of the Labyrinth）节选，刊于《布鲁克林学院杂志》2013年秋冬号，第6–7页：科伯的学习、教学与居家研究生活。
3. S. A. Trombley，《Alice E. Kober文稿检索指南》，C. Costlow修订（2007），第v–vi页：书信、抄录练习、纸张再利用及研究笔记的编排。
4. 剑桥大学迈锡尼铭文学研究组，《破译过程》：出版延误、科伯与贝内特的贡献，以及文特里斯对地名的检验。
5. Anna P. Judson，《线形文字B中尚未破译的符号》，剑桥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章节选，尤其见第7–8页：符号分类、屈折变化及科伯排列语音关系的方格表。
6. Alice E. Kober，《米诺斯文字：事实与理论》，《美国考古学杂志》52.1（1948），第82–103页，尤其见第96–98页：关于屈折变化假说、上下文检验及其明确限度的一手论述；扫描件由阿尔伯塔大学托管。
7. 剑桥大学古典学系，《线形文字B的破译：导论》：文特里斯的破译，以及随后与约翰·查德威克的合作。
8. 辛辛那提大学古典学系，《档案》，含艾丽斯·科伯馆藏：2024年接收的PASP档案及留存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