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雷布雷尼察附近寻获的一块骨骼中提取出的 DNA，只是一份生物学信息，其中没有姓名。只有当这份 DNA 分型与在世亲属捐献的参考分型之间显示出有统计学依据的亲缘关系时，它才会成为身份确认的线索。随后，人类学家、病理学家与调查人员还要把匹配结果同遗骸发现地点、生物学特征和案件记录逐项核对。身份由主管机构正式确认；遗骸是否安葬、何时安葬，则由家属决定。[1][2][3]

这条环环相扣的链条，串起了波托查里独特的健康史。法医遗传学、人类学、病理学、官方档案、家属联络与社会心理支持在此汇合，让无名遗骸重获法律身份和社会身份。[2][5] 一座座坟墓位于这条流程的下游，其意义也超出纪念本身。它们把一项公共成果显现在地面上：整个过程既要精确到足以进入法庭，也要对家属保有充分的人道关照。

掩盖罪行的行动，也让死者失去身份

1995 年 7 月，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在斯雷布雷尼察及其周边杀害了 8,000 多名波什尼亚克族男子和男童。国际失踪人员委员会（ICMP）的记录显示，行刑之后还有第二轮行动：为掩盖证据，行凶者动用重型机械，将遗体从最初的集体墓穴转移到二次掩埋地点，有些地点相隔数十公里。搬运使遗骸肢解、混杂；同一个人的遗骸通常要从 3 或 4 座不同的墓穴中分别寻获。[1]

这层事实的意义超出重建掩罪过程本身。它也解释了，为何仅仅打开一处秘密墓穴，无法让一具遗体、一个姓名与一场安葬重新相遇。衣物与私人物品可以提示身份，但大规模转移、遗体腐败、遗骸混杂和再次分散，使依赖外观或间接线索确认身份的风险极高。[2] 这场掩盖行动把身份确认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科学难题。

国际失踪人员委员会于 2001 年启用了 DNA 实验室系统。[1] 该机构 2019 年的技术报告描述了一套基于人群的方法：科学家从骨骼样本中生成 DNA 分型，采集失踪者亲属的参考分型，搜寻有统计学依据的亲缘关系，再把匹配结果纳入多学科身份确认流程。[2] 整个过程与扫描条码相去甚远，骨骼中没有印着姓名的标识。它的效力来自保存下来的生物材料、家庭亲缘关系、数据库规模的比对、法医背景信息与官方复核共同作用。

截至 2023 年 6 月，亲属已提供 22,337 份生物学参考样本，对应斯雷布雷尼察及附近地区报失的人口。ICMP 表示，通过家属参考样本比对确认身份的受害者已有 6,981 人；合并 DNA 与非 DNA 方法后，确认身份者共计 7,017 人。[1] 这些数字记录的是机构公布的累计成果，工作仍未结束。能够为调查人员指认尚未发现墓穴的证人越来越少；到了 2026 年 7 月，ICMP 仍估计约有 1,000 人下落不明。[1][7]

姓名可以归还，完整遗骸仍难寻得

DNA 匹配四个字，很容易让身份确认听来像一个干净利落的终点。在斯雷布雷尼察，它往往开启另一段工作。

同一个人的遗骸散落在多处，更多骨骼被寻获后，实验室会为同一人出具多份匹配报告。ICMP 在 2023 年报告，每位已确认身份的受害者平均对应 7 或 8 份不同的 DNA 匹配报告。[3] 随之而来的两个问题彼此相连：新发现的碎片是否属于一位身份已经确认的人？此人的部分遗骸是否已经下葬？

由此开始的程序称为遗骸重新归并（reassociation）。后来寻获的一块骨骼，可以与早先确认身份的遗骸重新归到一起；若此人已经安葬，主管机构会征求家属同意，开墓加入新发现的遗骸，再次下葬。2023 年 7 月 11 日的安葬结束后，ICMP 与波黑机构安排了 71 次此类重新归并。[3] 术语属于程序，这项决定却极其私密。一户已经举行过葬礼的人家，此时要决定是否打开坟墓，只因亲人的另一部分刚刚找到。

一些家属在身份确定后安葬已经寻获的部分遗骸；另一些继续等待，盼望搜寻能带回更多。2023 年安葬的 30 名受害者中，许多人的身份早几年就已确认，但亲属选择等待更多遗骸。[3] 两种选择之间，不存在一个由技术裁定的正确答案。DNA 能支持身份判断，却无法决定一个人要有多少部分归来，才到了安葬的时候。这个界线属于家属。

因此，家属同意本就是这套程序的一部分，也属于纪念工作的伦理根基。行凶者曾把遗体当作可以搬运和肢解的材料；一套负责任的身份确认制度，需要把决定权交还家属，避免效率之名再次夺走人的自主。制度要清楚解释找到了什么、还缺少什么、匹配意味着什么，以及家属仍可作出哪些选择。

墓园一年年迎回逝者

波托查里的纪念节奏，跟随着身份确认的进度。纪念中心记载，当地首场集体葬礼于 2003 年 3 月 31 日举行，共安葬 600 名受害者。此后，7 月 11 日和 9 月 20 日又分别举行葬礼；9 月 20 日也是中心正式开放之日。[4] 从第一年起，墓园就把纪念仪式与新近确认身份者的一次次归来连在一起。

随着搜寻日益困难，每年安葬的人数也在变化。2025 年 7 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提到当年计划安葬 7 名已确认身份者，并指出墓园特意保留空位，好让仍然失踪的人日后若被找到并确认身份，可以安葬在亲属身旁。[5] 2026 年 7 月 11 日，又有 10 名受害者在此下葬；ICMP 报告，在 8,000 多名种族灭绝受害者中，已有超过 90% 的下落得到查明。[7] 这些空位让同一序列仍能继续：寻获、确认身份、家属决定、安葬。

本文照片从地面高度呈现了这项工作的结果：画面里是一排排独立墓碑，视线没有被一座整体纪念碑占据。[8] 镜头容纳不了安葬之前的参考样本、降解骨骼、统计比较、案件档案与家属会谈。正因为这些环节隐身于画面之外，照片才格外重要。眼前平静的墓园与法医工作属于同一条链条，它呈现了这项工作在最好状态下能够完成的事：把一个人从无名或被掩藏的墓穴中带回，安放到写有姓名的位置。

身份确认给出答案，悲痛不会因此痊愈

公共叙述谈到法医身份确认时，常会借用 终结（closure） 一词。放在波托查里，这个词过分利落。

有关亲人失踪家庭的研究，描述了一种格外艰难的不确定：亲属既缺少对方仍然活着的可靠证据，也没有得到死亡确认，哀悼与社会仪式因此更加复杂。一项系统综述汇集了战争或国家恐怖环境下开展的 15 项研究，发现各项研究报告的创伤后应激与抑郁比例差异很大。作者强调，证据数量少且异质性高，难以据此作出普遍结论，也无法支持一种适用于所有人的失踪反应模式。[6] ICRC 同样指出，失踪者家属会长期承受心理、社会、法律和经济负担。[5]

有科学依据的身份确认，可以消除一项最核心的不确定。它能够确认寻获的遗骸属于某个具体的人，使官方死亡记录得以建立，把遗骸交还亲属，并让写有姓名的安葬成为现实。[1] 这些改变分量深重。悲痛继续存在，不应成为轻看它们的理由。

身份确认无法让逝者回来，无法使破碎遗骸复原，也抹不去创伤记忆，更不能保证身体的每一部分都会被找回。它还会带来新的选择：继续等待、下葬，或重新归并。对亲人仍然失踪的家庭来说，数千起成功确认与自己至今没有任何匹配结果的痛苦，可以同时存在。健康议题在这里有一条清楚界线：法医身份确认能够在一个个案中终结关于身份与命运的不确定，却不能被当作结束哀悼的治疗。

保持整条链条完整

在波托查里，一张组织架构图上彼此分散的行动，被连成同一条链：亲属捐献参考样本；团队寻获遗骸；实验室发现亲缘关联；专家依据案件材料核验结果；主管机构确认身份；家属决定安葬；后来寻获的碎片则可在征得同意后重新归并。[1][2][3]

每一环都为下一环设下条件。缺少家属参考分型，即使骨骼产生可用分型，也找不到匹配。缺少多学科复核，DNA 匹配报告只能作为证据，尚不足以成为官方身份确认。家属失去选择时，技术效率就会把本应接回遗骸的人挤到一旁。身份即使得到核实，若缺少安葬与公共记忆，也只会留在案件档案里。

波托查里的一排排墓碑，是这条链条写在公共空间里的登记册，由一次身份确认和一个家庭的决定逐一累积。刻有姓名的墓碑，标明流程已经抵达安葬；预留的空位，等待它再次运转。纪念中心提出的独特要求也落在这里：不断寻找、匹配、核验、询问并交还，直到每一个能被找到的人都有姓名，每一个家庭都得到一份以证据为根基的答案。

来源

1. 国际失踪人员委员会，"Srebrenica"——官方概述 1995 年 7 月的杀戮、遗骸的转移与破碎、以 DNA 为主导的身份确认流程、截至 2023 年 6 月的统计总数及仍在继续的搜寻。
2. Thomas J. Parsons 等，"Large scale DNA identification: The ICMP experience"，Forensic Science International: Genetics 38（2019）——关于骨骼取样、家属参考数据库、亲缘匹配、多学科身份确认与斯雷布雷尼察项目的技术说明。
3. 国际失踪人员委员会，"For the Families of Srebrenica the Wait Never Ends"，2023 年 7 月 7 日——记述遗骸破碎、多次 DNA 匹配报告、家属对部分遗骸安葬的决定、同意与重新归并。
4. 斯雷布雷尼察纪念中心，"Commemoration of the 21st anniversary of the first funeral at the Memorial Center"，2024 年 3 月 31 日——这份波斯尼亚语官方记录记载了 2003 年首次安葬的 600 名受害者、后续葬礼及中心开放。
5.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Srebrenica: 30 Years of Remembrance and Search for Missing Family Members Continues"，2025 年 7 月——记述搜寻、年度安葬、墓园预留空位，以及家属在社会心理与现实生活中承受的负担。
6. Lonneke I. M. Lenferink 等，"Towar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Psychological Symptoms in People Confronted With the Disappearance of a Loved One: A Systematic Review"，Trauma, Violence, & Abuse（2019）——综述模糊性丧失、心理影响、证据异质性与研究局限。
7. 国际失踪人员委员会，"Thirty-One Years After the Srebrenica Genocide: Preserving Facts, Honoring Victims and Supporting Survivors"，2026 年 7 月 11 日——记述 2026 年安葬的 10 名受害者、身份查明比例、仍在继续的搜寻与法医记录。
8. Wikimedia Commons，"File:Srebrenica Graveyard.JPG"——Mazbln 2008 年拍摄的斯雷布雷尼察—波托查里墓园照片之来源与元数据页面；本文所用版本后来由 Michael Bueker 裁剪并调整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