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治疗一种足以致命的血液病，有时要从每天吃下一大份肝脏开始。在波士顿，乔治·迈诺特（George Minot）和威廉·墨菲（William Murphy）要求患者每天吃约120–240克肝脏，另搭配其他食物。他们的报告记录了45例恶性贫血患者，血液状况的改善十分显著。[1]

这份餐食已经见效，究竟是哪种成分起了决定作用，当时仍无人知晓。沿着餐盘、药瓶、实验室制剂一路追寻，可以看到一段特别的探索历程：医生先学会了如何阻断病程，再追查身体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需要这项治疗。每一步成功之后，都有新的疑问留待解答。

借来的线索，意外的疗效

线索来自另一类贫血。乔治·惠普尔（George Whipple）与弗里达·罗布沙伊特-罗宾斯（Frieda Robscheit-Robbins）等合作者，曾研究狗在失血后的血液再生，发现肝脏尤其有助于恢复。迈诺特和墨菲把这条实验线索带进临床，面对的恶性贫血却有着不同的病理问题。[2]

类比能够指引实验，至于结果如何解释，还得另寻证据。一种食物既然有助于动物从失血中恢复，其中是否也含有某种成分，能帮助造血功能失常的患者？即使两种情况下都有效，起作用的是否为同一种成分，仍有待查明。

迈诺特和墨菲在论文中谨慎对待这些疑问。他们的饮食方案同时调整了好几种食物，也清楚恶性贫血即使未经干预，病情也会出现短暂好转。因此，接连几位患者气色改善，仍会给人造成误判。他们把观察结果与以往经验对照，并明确表示，缓解能持续多久尚无定论。[1]

比起体力恢复给人的印象，血液中的变化带来了更具体的证据。伦纳德·辛克莱（Leonard Sinclair）在医学史回顾中写道，治疗后4至10天内，一种称为网织红细胞的幼稚红细胞所占比例，从约1%升至平均8%。此后，红细胞计数和血红蛋白水平也随之上升，与临床症状的改善相互印证。其他医生随后确认了这一疗法的效果。[2]

这些观察让疗效愈发可信，作用原理却仍待揭示。早期报告的价值正在于两点：它记录了非同寻常的治疗反应，也把疗效本身尚未解答的问题保留下来。

从餐盘到药盒

哈佛大学沃伦解剖学博物馆里的一只绿色药盒，让这段历史的下一阶段落到了日常生活中。药盒约制于1929年，原装有24小瓶礼来343号肝脏提取物（Eli Lilly Liver Extract No. 343）。如今留存的16瓶中，15瓶已经空了。[3]

到1928年，迈诺特和墨菲已与礼来合作，将这种提取物推向市场。盒上的说明要求遵照医嘱，每天服用3至6瓶。这些说明属于历史记录，不适用于今天的治疗。[3]

按盒上标注的用量计算，一整盒可供服用4至8天。这个数字让展柜里的物件有了日常的节奏：开瓶、量取、服下，再补充药物。使用者当年的亲身感受已难追寻，一件旧物却仍能留下那套反复进行的日常动作。

实际问题也随之转变：过去要考虑一个人能吃下多少肝脏，此时要解决的是药物如何持续供应。

胃进入了研究视野

与此同时，威廉·卡斯尔（William Castle）正追问，这些患者究竟为什么需要吃肝脏。他在1929年6月11日于伦敦宣读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肝脏疗法虽能改善血液状况，胃无法分泌胃酸的问题却依旧存在。大多数从来不吃肝脏的人，也没有患上恶性贫血。患者的身体究竟如何处理食物，成了需要解释的问题。[4]

卡斯尔描述了一组始于1927年的实验：先让牛肉在健康人的胃里消化，再取出，经鼻饲管送入患者体内。10名患者中有8名出现了网织红细胞增多的反应。在仅给予牛肉的3例试验中，均未出现相当的反应。随后，他与威尔莫特·汤森德（Wilmot Townsend）在体外进一步研究牛肉与正常胃液的相互作用。[4]

报告提出的解释仍属初步推测：卡斯尔设想，消化过程或可从食物蛋白质中生成某种必需物质。这与现代对维生素吸收的认识尚有距离。他的重要进展在实验方法上：把吃进去的食物与胃所起的作用分别考察，让消化功能障碍得以借助血液变化来研究。[4]

至此，这种疾病把身体中的两个部位联系起来。一次进餐之后，身体处理食物的过程出了差错，后果便能在一份血样中显现。

先获认可，后辨成分

1934年12月10日，《哈佛深红报》（The Harvard Crimson）宣布，迈诺特和墨菲因肝脏提取物疗法获得诺贝尔奖。这则短讯着重描写斯德哥尔摩的颁奖典礼：国王、奖章、证书。报道赞颂的是一项疗法，映照出当时临床治疗已经取得的成就。[5]

奖项常被当作发现故事的句点，在这里，它标记的却是研究途中的一个阶段。患者已经有了有效的治疗手段，研究者仍须找出疗效所依赖的物质。备受赞誉的成果与尚待完成的探索，处在同一时刻。

1948年4月，葛兰素实验室的E. 莱斯特·史密斯（E. Lester Smith）在《自然》（Nature）发表《从肝脏中纯化抗恶性贫血因子》（“Purification of Anti-pernicious Anæmia Factors from Liver”）。报告描述了两种具有临床活性的红色色素，它们经反复色谱分离而得。起始原料中包括工业规模生产的肝脏提取物，已经用于治疗的药物，又成了继续探索的实验材料。[6]

同年，史密斯的研究与E. L. 里克斯（E. L. Rickes）及其同事的独立研究，分离出了后来称为维生素B12的因子。[2] 从一个器官，到一种提取物，再到一种成分明确的物质，研究者得以在更微小的尺度上理解治疗。满满一盘食物背后，是人体对其中一种微量成分的需要。

餐食留下的缺口

现代解释延续了卡斯尔对食物及其消化处理过程的区分。内因子是一种由胃产生的蛋白质，帮助人体吸收维生素B12。恶性贫血涉及这套吸收系统的失常。即使餐食中含有这种维生素，需要它的组织也未必能获得足够的量。[7]

B12缺乏可干扰血细胞的生成，也可损伤神经系统，因此治疗还需顾及血细胞计数之外的变化。美国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指出，接受治疗后仍有部分神经系统问题持续存在的风险。如何补充B12，取决于缺乏的原因和严重程度；有些人需要终身照护。[7]

昔日的肝脏食疗属于这段医学史，不能作为今天的治疗建议。它的重要成就，是在根本缺陷仍然存在时，让患者得以恢复。那只绿色药盒保存的正是这段过渡时期：医学已经找到患者可以服用的药物，还在继续追查，他们为什么需要一直服用下去。

资料来源

1. George R. Minot、William P. Murphy，《特殊饮食治疗恶性贫血》（“Treatment of Pernicious Anemia by a Special Diet”），JAMA，第87卷（1926年），第470–476页。原始报告，记述饮食方案、病例系列及自发缓解带来的不确定性；扫描本由James Lind Library保存。
2. Leonard Sinclair，《恶性贫血的识别、治疗与理解》（“Recognizing, treating and understanding pernicious anaemia”），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2008年）。综述动物实验、网织红细胞反应、疗效验证及B12分离的历史，并列有原始研究文献。
3. Dominic Hall，《沃伦博物馆获赠新藏品》（“New artifacts donated to Warren Museum”），哈佛大学康特韦图书馆，2013年8月8日。收录343号肝脏提取物的照片与藏品资料。
4. W. B. Castle，《胃液缺乏与恶性贫血的病因学关系》（“The Ætiological Relationship of Achylia Gastrica to Pernicious Anæmia”），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1929年），第1214–1216页。
5. 《哈佛两位教师获1934年诺贝尔奖》（“Two From Harvard Faculty Receive 1934 Nobel Prize”），The Harvard Crimson，1934年12月10日。当时报讯将奖项描述为对肝脏提取物疗法的认可。
6. E. Lester Smith，《从肝脏中纯化抗恶性贫血因子》（“Purification of Anti-pernicious Anæmia Factors from Liver”），Nature，第161卷（1948年4月24日），第638–639页。出版方摘要介绍了具有活性的红色色素及色谱纯化过程。
7. 美国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维生素B12缺乏性贫血》（“Vitamin B12–Deficiency Anemia”），更新于2022年3月24日。介绍内因子、吸收、神经系统后果，以及依据病因和严重程度采取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