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 年，英国医学会百年大会在伦敦举行，莫德·阿博特（Maude Abbott）的论证占据了整面墙。图表、照片、绘图和临床记录铺满一组展板，展板约 4 英尺高，首尾延伸 32 英尺。下方的搁架上陈列着约 50 件保存下来的解剖标本。参观者沿墙而行，先看到正常发育，再进入比较解剖，随后面对那些心腔、瓣膜或大血管循着不同路线发育而成的心脏。[1][3]

四年后，这场临时展览变成了 《先天性心脏病图谱》：全书 25 幅图版，以伦敦展览为基础，又收入补充病例和数十年的编目成果。图谱的分量不靠单独发现某一种此前未知的畸形。阿博特让散落各处的观察结果可以相互比较，把心脏的形态与它所来自之人的病例史连在一起，再将一例置于数百例之中。那时，大多数先天性心脏病已经可以描述，却还无法修复；医生由此有了共同的视觉参照。[1][3]

从这个尺度审视她的生平，才能看清这项成就。一次孤立的灵光乍现解释不了阿博特的工作，把它只当作外科医生后来登场的序幕，同样会缩小它的分量。她耐心建立的是一套证据体系：标本、记录、分类、比较与教学。

在博物馆里建起的事业

阿博特 1868 年生于魁北克省圣安德烈-达让特伊（Saint-André-d'Argenteuil）。1890 年，她从麦吉尔大学文科毕业；该校医学院拒绝招收女性。她随后进入毕晓普学院（Bishop's College）学习，1894 年取得医学学位，并在解剖学和毕业考试中获奖。此后，她又前往欧洲的诊所和实验室深造。[2][5]

人们很容易让这次拒绝主宰余下的故事：一名被医学院挡在门外的女性，从侧门进入医学。这幅图景符合事实，也只覆盖了故事的一部分。阿博特主动把博物馆变成一个知识中心。1898 年受聘为麦吉尔大学助理馆长后，她考察了美国教学博物馆的组织方式，1901 年全面接管馆藏，又把一间杂乱无章的馆室整顿成实物、临床医生与学生彼此联结的工作场所。[1][2]

一件早期发现的标本说明了整理工作为何重要。阿博特找到一颗不同寻常的心脏，标签写着“溃疡性心内膜炎”，可供佐证的病史近乎空白。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确认，这是麦吉尔大学首任医学院院长安德鲁·霍姆斯（Andrew Holmes）于 1823 年捐赠的标本；这颗心脏只有一个左心室。阿博特查考病例，并于 1901 年发表研究。玻璃罐保存了它近八十年，单有保存却没能留住它的意义。解剖形态、来源记录与临床解释重新相连之后，标本才真正发挥作用。[1]

她拟定的目录按器官系统整理材料，在标本描述旁配上病例史和医学讨论。她的教学也遵循同一思路。非正式示教始于 1901 年；到 1904 年，毕业班已经向她致谢，博物馆示教也进入课程。学生每组约 20 人，观察标本及相关切片，写下描述并回答问题。阿博特称这种方法为“描述与提问”（descriptive and quizzing）。玻璃罐中的罕见标本只是起点，课程要训练学生依据可见形态严谨地作出诊断。[1][2]

四百个病例，后来超过一千

1905 年，阿博特把一份关于心内膜疾病的目录章节草稿寄给奥斯勒。奥斯勒随即邀请她为他那部医学参考书的 1908 年版撰写先天性心脏病章节。她查阅了约 400 个病例的临床与病理文献，从统计和解剖两个方面研究这个主题。此后，她不断补入病例；1936 年图谱中的图表最终收录了超过 1,000 例。[1]

病例数量改变了所能提出的问题。一颗尸检取得的心脏，可以显示心腔之间的开口、受阻的流出道，或排列异常的大血管。一批标本放在一起，则能显示哪些特征会相伴出现，哪些外在症状对应心脏内部的哪些构造，以及看似相近的病例从哪里显出差异。经由阿博特的图谱，形态学成了一种比较语言。

这项工作在一次机构变故之后仍继续向前。1924 年，麦吉尔大学重组病理学科并迁移病理博物馆，阿博特失去了对入藏登记、标本制备的日常管理权，也不再主导她亲手建立的大部分教学。她在宾夕法尼亚女子医学院工作两年，随后返回蒙特利尔，担任研究教授和一座规模缩小的“中央”医学博物馆馆长。她仍从麦吉尔大学附属医院和各地同行那里收集先天性心脏标本。[1][2]

因此，1932 年的伦敦展览远远超出一次职业生涯晚期的展示。她在这里把长年分散各处的研究工作编成一套沿整间展室依次铺开的陈列。会后，蒙特利尔医生大卫·西科夫（David Seecof）建议把展板做成一本书。阿博特拆下展板，重新编排，补入病例和说明材料，最后按发育、比较解剖与临床疾病分成若干部分。1936 年，美国心脏协会出版了这部图谱；同年，阿博特退休。[1][3]

治疗路线出现之前的地图

把这部图谱称作奠基之作，也容易让时间顺序失焦。阿博特没有发明心脏直视手术，她的图版也无法呈现后来由心导管检查、超声心动图或横断面影像带来的活体动态图像。她的大部分证据来自尸检。图谱主要回答的是一组更早的问题：先天性心脏病有哪些形态，如何区分，不同形态又各自对应怎样的临床病史？

这组先行问题至关重要。仅知道一个孩子发绀或存在心脏杂音，还不足以施行手术；医生还需足够精确地了解血液实际流过怎样的解剖通道。在二十世纪后期许多此类缺陷进入外科治疗范围之前，阿博特的综合研究已经帮助确立其形态特征及推定的发育关系。[1]

留存至今的馆藏也表明，任何图谱都留有继续修订的余地。2003—2004 年接受数字拍摄时，麦吉尔大学仍保存着阿博特心脏馆藏中的 80 件标本。如今的博物馆展览陈列其中 39 件，把旧目录用语与当代国际先天性心脏病命名体系及 《国际疾病分类》 采用的术语并置。心脏实体可以静止在保存液中，人们用来理解它的分类仍在接受检验与修订。[1][4]

分类中的无名患者

还有一道界线需要看清。麦吉尔大学医学博物馆说明，馆内这些较早的器官——许多取自 1880 年代至 1920 年代的尸检——在保存时通常未取得患者或家属的明确同意。当时的教学医院把入院视作一种默示许可；医学界后来已经放弃这种做法。[6]

阿博特汇集的知识依然存在，讲述这批馆藏的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她的图谱得以完成，依靠的是许多真实的人；当他们的心脏成为典型病例，他们的姓名往往退到背景里。当代博物馆的纪念文字提醒参观者：看见那位让这些解剖形态变得可读的馆长时，也要看见这些人自己。负责任的历史书写应让两项事实并存：阿博特建立了一座格外有力的比较档案，这座档案也继承了当时医学界在取得同意方面的缺失。[6]

阿博特于 1940 年去世，一部原计划讨论治疗与预后的大型著作未及完成。此时，她已经揭示了临床知识中一种持久的规律。证据的累积本身还不足以开辟一个领域，还要有一种能让病例彼此对话的排列方式、一套可以修正的词汇，以及一种使观察能够复现的教学方法。

伦敦那面 32 英尺长的墙，是这种方法最清晰的实体表达。真正的主角是观者沿墙走过的差异、反复出现的特征与彼此关系，单独一颗夺目的心脏退入整条序列之中。在外科医生能够常规改变先天性心脏病的解剖形态之前，莫德·阿博特先改变了医生得以看清它的条件。[1][3]

资料来源

1. Richard Fraser，“Maude Abbott and the Atlas of Congenital Cardiac Disease”，Cardiovascular Pathology 15（2006）——关于职业时间线、病例数量、教学方法、展览演变及图谱医学意义的专业研究。
2. 麦吉尔大学莫德·阿博特医学博物馆，“Maude Abbott”——关于教育经历、馆长工作、教学、机构变动及职业时间线。
3. 麦吉尔大学莫德·阿博特医学博物馆，“Atlas”——关于 1932 年伦敦展览的尺寸与内容，以及展览如何转化为 1936 年图谱。
4. 麦吉尔大学莫德·阿博特医学博物馆，“Cardiovascular Collection”——关于留存标本及其如何与当代先天性心脏病命名体系一同展出。
5. Margaret Gillett，“Abbott, Maude Elizabeth Seymour”，Dictionary of Canadian Biography，第 16 卷——传记记录、教育经历及早年从医障碍。
6. 麦吉尔大学莫德·阿博特医学博物馆，“In Memoriam”——关于历史教学标本的来源及现代意义上的明确同意何以缺席。
7. Wikimedia Commons，“Maude Abbott.jpg”——Wm. Notman & Son 于 1904 年拍摄的肖像，藏于 McCord Stewart Museum，入藏编号 II-150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