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照片里的病毒弯曲如松散的绳索。F. A. 墨菲于 1968 年拍下这张负染色电子显微照片；那时，一种陌生疾病已经穿过欧洲三座城市的实验室与医院。图像保存的是科学家最终学会辨认的形态，最初发出警报的证据来自别处。还没有人看见可辨认的病毒颗粒时，调查者手中已经出现一组由岗位、货运和接触串起的图谱。[4][8]

1967 年 8 月和 9 月，西德的拉恩河畔马尔堡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以及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相继有工作人员患病。CDC 现行年表记录了 31 例报告病例和 7 例死亡，另有 1 例原发感染后来经血清学回溯诊断。一篇广泛引用的科学综述将这 31 例分为 25 例原发感染和 6 例继发感染。早期报告的总数略有差异，因为各份报告记录病例清单的时间点不同。[2][5][6]

最尖锐的问题超出了新病毒的发现过程：病原体还没有确定名称时，三个病例簇如何被认作同一场疫情。答案从显微镜的上游开始，沿途是非洲绿猴、从猴体取出的组织，以及把相隔数百公里的实验室连接起来的记录。

第一张有用的地图铺在工作台上

三个地点起初各自独立。马尔堡的贝林制药厂（Behringwerke AG）生产脊髓灰质炎疫苗，法兰克福的保罗·埃尔利希研究所检验疫苗安全性，贝尔格莱德的托尔拉克研究所也从事病毒、疫苗和血清研究。把它们连在一起的，是一批批由同一家乌干达出口商运来的绿猴（grivet，一类非洲绿猴）。原发病例中的工作人员接触过这些动物或其血液、器官和细胞培养物；随后若干感染发生在照护患者或接触传染性材料之后。[1][2]

猴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时会用猴肾原代细胞培养脊髓灰质炎疫苗所需的病毒株。这个事实很容易遭到曲解。有记录的人类疫情发生于动物尸检、组织处理和患者照护期间，属于职业与临床暴露事件。所引调查没有证据表明，马尔堡病毒曾随脊髓灰质炎成品疫苗传播给接种者。这里的推断范围需要说清：制造体系上游出现危险，不能直接等同于成品受到污染。[1][2][3]

调查者开始比较工作地点，不再只看居住地址，巧合也就难以成立。三座城市的雇员没有共用食堂，也不住在同一片街区；他们所在的机构却共享动物来源，也从事相同类型的近距离组织处理。临床表现相似是一条证据，共同出口商与共同工序是另一条。任何一条单独看都不足以识别病毒，两者合在一起，便把一桩横跨欧洲大陆的谜团收拢为可追查的暴露网络。[1][2]

贝尔格莱德留下了一条几乎可逐手追踪的链条

后来依据档案重建的贝尔格莱德事件，把供应链保留到了少见的细密程度。1967 年 7 月 18 日至 8 月 1 日，托尔拉克收到三批货，每批原定装有 100 只绿猴。第一批和第三批经伦敦抵达，第二批经慕尼黑抵达。12 只动物死于运输途中。到达的 288 只动物进入检疫后，三批的死亡数分别达到 46 只（共 99 只）、20 只（共 95 只）和 30 只（共 94 只）。[1]

这些动物死亡已经构成警报，却还给不出分子诊断。8 月 25 日，托尔拉克一名 45 岁兽医检查了第三批中两只死去的绿猴。数十年后查阅到的内部记录称，血液污染了一个培养皿的外侧。他脱下防护装备，洗手并淋浴，随后未戴手套拿起培养皿，发现手掌沾到了血。较早发表的一份记述则提出，病原体经裸露前臂上的细小擦伤或眼睛进入体内。两种记述都把危险定位在组织或血液接触上，对传播最后几厘米的描述各不相同。[1]

9 月 1 日，这名兽医开始发热、寒战，随后出现结膜炎、剧烈头痛、腹泻、逐渐扩散的皮疹、白细胞和血小板减少、肝损伤与出血。9 月 7 日，他住进大学传染病医院。出血只是病情的一部分，脱水、电解质流失和多个器官系统受损同样构成临床危机。他经过长时间支持治疗后康复，这一病例也留下了详细时间线，从有记录的工作场所意外一直延伸到一种严重的新综合征。[1]

他的妻子曾在家照护他，并于 9 月 11 日发病。记录显示，她在 9 月 4 日或 5 日接触过脏污床单和染血纱布，但不同记述对她是否直接触碰这些物品说法不一。她后来也康复了。第二个病例表明，疫情地图越过动物房，延伸进了家庭照护。现存记录无法确定感染她的那一次具体接触。[1]

这份不确定性应当原样留在记录中。证据支持的最强结论是，她在丈夫患病早期因受污染血液或另一种近距离照护暴露而感染；现有资料不足以从记载的数次照护接触中选出一次。若当时留下关于谁碰过什么的更完整记录，或保存了与这些接触相对应的诊断标本，对传播环节的评估就会拥有不同的证据基础。相关重建所依据的现存证据依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结论只能收窄到这里：这例继发感染符合直接接触传播，确切接触尚未得到证实。[1]

病例先彼此对齐，病原体随后才显形

三座城市的原发感染都集中在最贴近组织操作的人群中。继发感染少得多，出现在患者照护、病理检查或家庭接触周围。这样的分布削弱了周围城市存在自由扩散型呼吸道疫情这一解释，也显示出普通医院工作如何把一场始于工业环节的疫情向外延伸。[1][2][5]

病例数字随着调查推进而变化。美国国家传染病中心在 1968 年 6 月发布的报告记载了 30 例病例和 7 例死亡；CDC 现行表格列出 31 例报告病例，另有 1 例经回溯发现的原发感染，死亡仍为 7 例。这些历史数字不可逐项相加。差异显示，病例定义与后期血清学结果会在可见传播结束后继续移动疫情的统计边缘。[5][6]

贝尔格莱德的机构应对也早于完整的病原体鉴定。兽医在 9 月 7 日入院后不久，托尔拉克暂停了当时的疫苗生产，将患病或疑似患病动物从余下群体中移出，并延长其余动物的观察期。西德与南斯拉夫专家交换临床资料和材料；一个国际应急专家组于 10 月 10 日首次在伦敦开会。这些行动依据的是暴露假说，也就是共同动物来源与组织操作，而当时完整的病原分类仍未确定。[1]

这段顺序正是事件重建的实践核心。名称尚未完全确定，公共卫生部门已经能够限制接触、停止涉事工作并开始跨境协调。同时还要留存足够的标本与记录，让病因判断随后得到证据支持。

丝状颗粒出现以前，错误答案先到了

早期的不确定性带来了彼此竞争的实验室解释。有一份报告把这种疾病归因于立克次体或衣原体病原体；后来的综述指出，这项错误结论有时被误当成最早的病原鉴定。与此同时，马尔堡与汉堡的团队在不到三个月内分离新病毒并描述其特征。他们 1967 年的论文记录了如何从一种此前未知、与猴有关的人类感染中分离并鉴定病原体，同时描述其形态结构。随后，美国团队确认从患者身上分离出的病原体属于病毒，并描述了宽 90–100 纳米、长 130–2,600 纳米的圆柱形颗粒。[2][3][4]

电子显微镜让这种陌生形态显现出来。细长颗粒与许多调查者预期的紧凑病毒形态差异很大；后来使用的科名 Filoviridae（丝状病毒科），取自拉丁语中意为丝线的 filum。形态本身还不足以定案。令人信服的证据把形态、患者标本中的病毒分离、抗体反应，以及沿猴货运链查明的暴露网络合在一起。流行病学指出去哪里寻找，实验室工作则说明找到了什么。[1][2][4]

阅读封面显微照片时，也应保留同样的分寸。墨菲在 1968 年拍下组织培养中生长的马尔堡病毒。这是一张真实的档案实验室图像，贝尔格莱德原来的培养皿、具体哪只动物感染哪名工作人员，以及绿猴在何处感染，都不在它的证明范围内。它的价值更为确切：记录疫情调查从早期错误解释中分离出来的病原体究竟呈现何种形态。[4][8]

共同货运链的证据强于源头证据

调查者能够把受影响的欧洲机构追溯到同一家乌干达出口商，也能确认进口动物中疾病和死亡异常高发，并在幸存动物体内检出抗体。然而，各批货运路线不同，动物曾在伦敦或慕尼黑停留；调查者无法确定 8 月 25 日接受检查的两只绿猴已被感染，从受检动物分离病毒的尝试也均告失败。后来对自然宿主与病毒分布的研究让乌干达感染来源更为可信，1967 年留下的证据链仍无法确定绿猴究竟在何处、以何种方式感染。[1][2]

源头一端因此留有两种解释。主流解释认为，动物离开乌干达时已经感染，并将病毒带入欧洲实验室。另一种较窄的解释把感染或病毒扩增放在运输与暂养期间；按照这一解释，来自不同地点的动物有机会被置于彼此附近。若有发运前保存的标本，或供应链每一环的基因组序列，两种解释便可区分。贝尔格莱德当地保存的样本后来遭到销毁，也没有测得来自贝尔格莱德的病毒基因组序列；现无已知的标本链能贯穿所有环节并留存至今。证据有力确认，货运体系把病毒带到了欧洲各机构；体系内部的每一次感染仍无法重建。[1]

这次事件后来成为非人灵长类动物检疫制度演变中的一个参照点。后来的一篇美国实践综述明确把马尔堡疫情视为证据，说明新近进口的动物会给人类健康带来风险；文章同时把这一认识与 1975 年通过的全国性规定联系起来，其中包括进口商登记、货运记录、隔离，以及动物或工作人员出现疑似疾病时的报告要求。[7] 把整套制度全部归于一次疫情会抹去更长的历史。结核病、黄热病和其他人畜共患病当时也在塑造检疫制度；马尔堡则让制度缺口的代价变得清晰而具体。

马尔堡病例最多，因此这座城市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病毒。整场事件的地理范围延伸得更远：从捕捉与出口，经过转运和检疫，进入动物尸检室、组织培养、医院病房与一户家庭；随后又随着标本、电话和科学论文继续移动。显微镜下的丝状颗粒前所未见，找到它的方法则经受住了时间：标出工作环节，连接货运记录，依据暴露线索采取行动，并让不确定之处保持可见。

来源

1. Elizabeta S. Ristanović 等，“A Forgotten Episode of Marburg Virus Disease: Belgrade, Yugoslavia, 1967”，Microbiology and Molecular Biology Reviews 84, no. 2 (2020)——依据档案重建货运、贝尔格莱德两例病例、控制措施、源头争议与跨境应对。
2. Kristina Brauburger 等，“Forty-Five Years of Marburg Virus Research”，Viruses 4, no. 10 (2012)——综述 1967 年疫情流行病学、病例分类、病原鉴定时间线与后来生态学研究的证据范围。
3. Rudolf Siegert、Hsin-Lu Shu、Werner Slenczka、Dietrich Peters 与 Günther Müller，“Zur Ätiologie einer unbekannten, von Affen ausgegangenen menschlichen Infektionskrankheit”［论一种此前未知、由猴传播的人类传染病的病因］，Deutsche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 92 (1967)——首次报告新病原体的分离、鉴定与形态结构。
4. Robert E. Kissling、R. Q. Robinson、Frederick A. Murphy 与 S. G. Whitfield，“Agent of Disease Contracted from Green Monkeys”，Science 160 (1968)——确认病原体的病毒属性，并给出电子显微镜测量结果。
5. 美国国家传染病中心，“Follow-Up Obscure Disease Related to African Monkeys”，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1968 年 6 月 15 日——同期病例数、临床摘要与实验室鉴定。
6.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History of Marburg Outbreaks”（更新于 2026 年 6 月 23 日）——现行疫情记录及对 1967 年回溯诊断病例的处理。
7. Jeffrey A. Roberts 与 Kirk Andrews，“Nonhuman Primate Quarantine: Its Evolution and Practice”，ILAR Journal 49, no. 2 (2008)——马尔堡疫情在美国进口、检疫和报告规定发展过程中的位置。
8. CDC 公共卫生图像库，图像 7218——F. A. 墨菲 1968 年拍摄的黑白透射电子显微照片档案记录；本文将其用作封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