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张早年的实验室肖像中，艾丽斯·埃文斯（Alice Evans）举起玻璃管，对着光观察。身旁的架子上摆满瓶子，实验台上还立着许多试管。国家摄影公司（National Photo Company）为她拍下这张照片时，她是美国农业部乳业部门的科学家，研究影响乳制品的微生物。她那项发现的力量，正来自把不同标本放在一起比较；这间实验室恰好让人看见了这项工作的日常所在。[6]

一种细菌与牛的妊娠失败有关，另一种会让人患上马耳他热。名称不同，临床记录各异，人们便把它们分在不同的门类。埃文斯在1917年报告、于1918年6月发表的研究，让这种划分难以成立。两种细菌既然如此接近，又凭什么认定牛奶中的那种牛源细菌对饮用者无害？[1][2]

把这个问题留在尚待回答的位置，更能看清她这项成就的分量。实验台上发现的相似性足以引导医学界转移目光。要确认人会受到感染，追查感染源，再弄清感染有多常见，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从教室走进乳业实验室

埃文斯从教书起步，逐渐走上科研之路。起初负担不起大学学费，她便在宾夕法尼亚州当了一名小学教师。1905年，她靠积蓄维持生活，参加了康奈尔大学为乡村教师开设的免费课程，学习如何教授自然常识。这门课为她打开了继续求学的大门：1909年获得学士学位，1910年又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继续攻读博士，则要把多年承受的经济压力和身体劳累再延长下去。[2]

她选择了联邦政府的工作。最初在麦迪逊为美国农业部任职时，她的任务是改善切达干酪的风味。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农业问题：微生物会改变人们吃的食物，影响它的滋味与保存。1913年7月转到乳业部门位于华盛顿的实验室后，她又有了自己负责的研究，调查那些存在于奶牛乳房内部、随乳汁排出的细菌。[2]

细菌从何而来，关系重大。原本就存在于动物体内的细菌，与挤奶时混入的污物，带来的是两类不同的问题。此前已有研究者从牛奶中分离出与传染性流产有关的细菌，并提出了它是否危害人体的问题。埃文斯接手时，这个警讯仍悬而未决，牛奶能够传播疾病的疑问也早已存在。[2][3]

据美国公共卫生署历史学家约翰·帕拉斯坎多拉（John Parascandola）记述，她曾问兽医病理学家阿道夫·艾希霍恩（Adolph Eichhorn）：一头外表健康的动物，乳汁里会含有危害人体的细菌吗？他提到了山羊与马耳他热。这给了她一个可以着手比较的具体例子。[2]

相似性能证明什么

从旧名称看，两种细菌相距甚远，埃文斯观察到的情形却与此不同。牛的那种细菌通常称为 Bacillus abortus，引起马耳他热的细菌则称为 Micrococcus melitensis。她在1918年的论文中比较了它们的形态、在实验室检测中的表现，以及与免疫血清的反应。几类证据相互印证，都显示两者十分相近。[1]

血清检测的结果尤其值得警惕。凝集试验检测的是抗体与细菌反应时出现的聚集现象。埃文斯据此得出结论：当时用于诊断马耳他热感染的试验，无法可靠地区分这两种细菌所致的感染。阳性结果可以支持诊断，至于究竟是哪一种细菌，仍有疑问；诊断名称暗示的确定程度，超过了检验本身能够证明的范围。[1]

动物实验的观察进一步加强了这一比较。研究使用了几组妊娠豚鼠，每组4只；分别接触两种细菌后，每组都有3只发生流产。这表明，在那些实验条件下，两种细菌产生了相似的生物学效应。这些结果属于动物实验的证据，与人体试验有明确区别，也无法据此衡量饮用牛奶的风险。[1][2]

分清这些层次，才能看清埃文斯的推理。她掌握的证据表明，一种熟悉的动物病原菌，与一种已知能使人致病的细菌亲缘关系很近。新的调查因而变得迫切，答案仍待逐一寻找。对医学实践而言，这提醒人们重新审视人群中的疾病，查找既有分类是否掩盖了某些病情。

让人听见的困难

一部分阻力来自人们对研究者本人的看法。帕拉斯坎多拉推测，埃文斯的性别、有限的专业地位，以及缺少博士学位，削弱了她的可信度。他也记述了乳业部门里那些在她身边工作、给予她支持的同事。她身处的工作环境中，机会与排斥并存。[2]

另一些质疑则指向证据本身：如果两种细菌如此相似，早先的研究者为什么没有发现联系？如果牛的那种细菌会让人患病，美国的病例又在哪里？第二个问题理应得到回答，但眼下没有被识别出来的病例，并不足以作出定论。那些症状像流感、伤寒或疟疾的疾病，是否已经以其他病名进入诊疗记录，仍是一个待查的问题。[2]

埃文斯对1918年的回忆，让人看见她手中的时间与资源也有尽头。加入美国公共卫生署卫生实验室后，她从事脑膜炎研究。那年10月，华盛顿陷入流感紧急状态，她又被调去研究这场大流行。实验室负责配制培养基的人病倒了，她试着自己准备材料，却察觉自己也正在发病，于是回了家。[4]

1963年写下这段回忆时，她记得自己过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实验室，继续研究脑膜炎。她也承认，面对规模如此庞大的流感问题，查明病因超出了一个研究者独力工作的能力。回忆中的坚持落在真实的机构生活里：工作会被疾病和紧急任务打断，也有赖于其他人的劳动。[4]

追问走进人体病例

后续研究补上了人体感染的证据，而单凭细菌相似，还走不到这一步。A. V. 哈迪（A. V. Hardy）及同事在1930年关于艾奥瓦州波状热的报告中，记述了从48名患者身上分离出的49株细菌，其中一名患者分离出了两种类型。他们将14株归为与牛有关的 abortus 型，将35株归为与猪有关的 suis 型。与家畜有关的细菌，就这样从患病的人体中被分离了出来。[3]

这些数字所描述的是报告中培养结果阳性的患者，统计范围与全体饮奶者的患病比例不同。作者也谨慎对待菌型与传播过程之间的关系，把实验室发现同患者的工作、动物接触和乳制品摄入情况逐项对照。某种动物体内也会携带通常与另一种家畜有关的细菌，有些感染在实验室中则更难确认。菌名提供了一条线索，还要沿着它继续调查。[3]

同一份报告肯定了埃文斯的比较研究，并记述了1920年提出的 Brucella（布鲁氏菌属）这一属名的采用，同时也指出分类上的争议仍在持续。共同的属名让各处证据得以汇集，研究者仍须分辨不同的细菌、接触经历和临床病程。[3]

到这里，埃文斯的贡献已经超出了人们熟悉的巴氏消毒故事。一个原本被视为独立的农业问题，经她的工作进入了医生的视野。后来的调查把实验室鉴定与患者及其生活环境联系起来，让最初那次比较的影响走出了乳业实验室。

在病中获得认可

专业上的认可到来时，埃文斯自己也正承受着这种疾病。美国微生物学会的记述将她在实验室感染布鲁氏菌病的时间定在1922年。1927年12月30日，她当选该学会前身——美国细菌学家学会——1928年度会长，成为首位担任这一职务的女性。疾病使她未能出席就职仪式。[5]

她继续研究布鲁氏菌病，后来又研究链球菌，直到1945年从联邦政府退休。她的职业生涯为采用巴氏消毒提供了重要依据，其中最具决定性的思考却落在一件更具体的事上：把细菌放在一起比较。此前，人们习惯了各自的名称，也习惯了把它们造成的后果分开看待。[5]

那张照片又把目光带回这份工作的尺度：一个人，一张实验台，一批可以放在一起检视的标本。埃文斯让细菌间的相似性有了足够的说服力，其他研究者由此必须接着追问，走向患者、农场和牛奶供应环节。随着研究走出她自己的实验，答案也有了更坚实的依据。

来源

1. Alice C. Evans，《流产杆菌及相关细菌的进一步研究：Ⅱ. 流产杆菌与支气管败血症杆菌及马耳他热病原菌的比较》，The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第22卷第6期（1918年6月），第580–593页——原始比较研究与诊断局限；Open JSTOR。
2. John Parascandola，《艾丽斯·埃文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早期的女性科学家》，Public Health Reports，第113卷（1998年9–10月），第472–474页——教育经历、乳业研究、实验比较及各界反应；CDC Stacks。
3. A. V. Hardy、C. F. Jordan、I. H. Borts 与 Grace Campbell Hardy，《波状热：以艾奥瓦州布鲁氏菌感染研究为重点》，Public Health Reports，1930年10月10日——重点参见第2441–2446页，涉及埃文斯、分类、人体分离菌株及接触史；CDC Stacks 当期PDF。
4. Alice Evans，写于1963年9月2日的回忆录节选，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与1918年流感》为题转载于 The NIH Catalyst，2020年5–6月——亲述流感紧急状态及科研工作因此中断的经历。
5. Geoff Hunt，《艾丽斯·埃文斯：微生物学领域的女性先驱》，美国微生物学会，2023年3月30日——学会档案、1927年12月当选1928年度会长的经过、患病情况及后期职业生涯。
6. 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摄影公司馆藏，《艾丽斯·C. 埃文斯，国家摄影公司肖像，约1915年》，维基共享资源——亚当·屈尔登修复的乳业部门历史照片；美国国会图书馆将原照的拍摄时间定为1910–19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