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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琪塔·乌尔塔多从观看内部画出自我

6 条来源 3 条一手来源 已翻译 2026年9月3号

正文
露琪塔·乌尔塔多1970年的《无题》:双手、双脚和浑圆的身体形态从画布边缘伸入红、黑、白相间的锯齿纹区域。

露琪塔·乌尔塔多,《无题》,1970年,布面油画,76.2 × 127 cm。图片由艺术家及洛杉矶与布鲁塞尔的 Park View/Paul Soto 提供。Cole Root 摄。[2]

图像说明:这张由博物馆发布的照片直接记录乌尔塔多1970年的原作实物,画面取自作品本身。低位、由身体出发的视点正是它的主题:手、脚与躯干的片段从四周挤入,带纹样的地面占住中央。[2]

在露琪塔·乌尔塔多(Luchita Hurtado)的 《无题》(Untitled)(1970)中寻找她的脸,目光会一路越出画面。头颅从构图中退场。双手、双脚与大片圆浑的棕色肌肤从四边伸入,打断红、黑、白交错的锯齿纹。图案锋利得足以撑起一片平面,身体从不同方向涌入,拒绝服从同一朝向。画面撤去了模特远在彼处、观者安居此处的安全距离。它把我们置于观看的内部。[2]

乌尔塔多决定性的一步,正是这次位置移动。在八十余年的绘画与素描生涯中,她游走于生物形态抽象、人物、文字、风景与生态抗议之间。风格跨度之大,让一场回顾展初看近似群展。一个反复回返的问题贯穿这些作品,标志性面貌的重要性退居其后:自我止于何处,世界又从何处开始?在最有力的画里,答案总沿着交界生长,清晰的分界随之消散。身体成为视点,地板化作环境,句子长成肖像,皮肤向天空敞开。[1][4]

直到生命将尽时,乌尔塔多才进入广泛的公众视野。这个事实很容易被讲成一则令人宽慰的故事:一位遭到忽视的艺术家,终于在九十多岁时被发现。这样的讲法也包含危险的简化。认可姗姗来迟,艺术早已在场。在机构学会把这些探索编排为一段艺术生涯之前,她的画已经长久探问,一个人如何栖居于自己的身体、家宅与这颗星球之中。[1][4]

名家圈旁的私人创作

乌尔塔多1920年生于委内瑞拉迈克蒂亚,1928年移居纽约。年轻时,她学习艺术,也做过时装插画和商业陈列工作;此后辗转纽约、墨西哥城、旧金山湾区,最终定居圣莫尼卡。她的交游圈里有墨西哥现代主义艺术家、超现实主义者、Dynaton 艺术团体成员,也有作家、舞者与设计师。这些交往确是她生平的一部分,却也会重演那种使她的艺术久居边缘的困局:叙述把她写成一个认识其他艺术家的人,目光停在那张交游名单上,她自己的作品依旧等待细看。[1][2][3]

她实际如何工作,透露出更深的一层。乌尔塔多常趁家中房间空出时工作:夜里,其他人入睡以后,或在临时腾出的空间中。在米尔谷那栋常有 Dynaton 艺术家聚会的房子里,一天归于安静以后,她独自在餐厅作画。1961年,她在圣莫尼卡有了一间能够关门独处的工作室,官方年表把这件事记作一次真正的解放。1968年,李·穆里坎(Lee Mullican)获大学聘任,一家人随之搬到智利圣地亚哥。她把壁橱辟作工作室,在那里继续画俯视自身的自画像。[1][3][6]

把创新自动归因于逼仄处境,会让故事过分齐整。空间短缺仍是一种切实的匮乏。乌尔塔多让观看的实际条件一一显露:壁橱门下的一线光、脚下的地毯、落在地板上的玩具,以及拿着火柴的手,全都进入画面。限制以空间、时间与压力的形态留在画中,抗拒着英雄式起源神话的改写。[1][3][5]

面孔退场,视点仍在

乌尔塔多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创作的“I Am”(“我是”)系列,从传统自画像通常停步的地方开始。镜中肖像呈现一张已经变成图像的脸。乌尔塔多则陡然俯视自己的身体。乳房、腹部、膝盖、双手和双脚在透视中缩短,与带纹样的地板、篮子、水果、细绳、玻璃杯、香烟和儿童物件一同进入视野。身体从隔着房间供人审视的姿态中松开,沿着艺术家自己的视线被感知。[1][2][4]

这些作品的具体身份感来自另一处。脸只是证明某个特定之人在场的一种方式。乌尔塔多另立一组坐标:我站在这里;这些事物进入我的视野。观者一旦占据这组坐标,视线落向她的身体,也借用了她观看的动作。透视在成为象征之前,先显出伦理分量:观看要求人进入他者的位置,同时记得这个位置一直属于他者。[2][6]

地板的纹样位于这次交换的中心。在 《无题》(1970)里,锯齿纹超出了中性背景或装饰工艺引述的范畴。它们打出视觉节拍,皮肤从中切入。坚硬的折角遇上弧形肢体;红、黑、白三色的形态整齐复现,身体的差异一次次扰乱这份整齐。地板标定位置,人物又将位置变得复杂。乌尔塔多让身体的在场成为一股清晰可辨的扰动,穿入早已排布好的画面。

有些作品让身体从单个形象中分岔,成倍出现。一幅1971年的自画像里,两具在透视中缩短的人体隔着方砖地面与一辆儿童玩具车彼此相望。乌尔塔多后来谈起这幅画时,也把疑问保留下来:两具身体究竟是否都是她的化身。这份疑问比一个确定答案更有分量。自我从一张确保统一的脸上松开,成为一场相遇,在同一片生活空间里成双显现。[5]

房间也在艺术之内

这些画中的家居细节,有时被视为家庭生活延缓乌尔塔多艺术生涯的证据。另一种更有力的读法把它们放回画中,也随之改写了什么才算一段艺术生涯的材料。玩具、编织纹理、水果、烟雾、门,以及能够腾出的地面,都进入作品内部;时间借着它们在画中显形。图像让创作者的身体与那间房共处;那间房容她工作,也挤迫她、打断她。[1][2][6]

到了1970年代初,这一区分有了更锋利的政治轮廓。乌尔塔多参与洛杉矶女性艺术家之间的讨论,也参与筹建洛杉矶女性艺术家委员会(Los Angeles Council of Women Artists)。在1971年的一次聚会上,琼·韦恩(June Wayne)对“露琪塔·穆里坎”(Luchita Mullican)这一介绍方式提出质疑,促使乌尔塔多说出自己的名字。这则轶事很容易被收束成一幕整齐的女性主义觉醒场面;它真正的力量落在命名与作品流通之间的联系上。乌尔塔多早已持续创作;这群女性创作者为她打开另一种展出方式,让作品以她自己的名字示人。1974年,她在女性大楼(Woman's Building)的 Grandview One 画廊举办首次个展。[1][3][5]

这一连串事件也让“可见性”变得复杂。乌尔塔多始终看得见自己,也一直与艺术网络保持联系。改变的是作品周围的公共语法:她自己的名字、一个女性创作者共同体、一处展览空间,以及一群愿意把家庭经验视作严肃艺术组成部分的观众。

“我是”成为材料

乌尔塔多让自画像越出人体解剖的范围。约在同一时期,她开始把“I am”和“yo soy”当作肖像来处理。字母横贯画布,凝缩成记号,或隐入抽象形态。在1974年展出的一组作品中,她把其中几幅画布裁成条带,重新排列,再缝在一起。在 《自画像》(Self Portrait)(1973)中,后来成为她回顾展标题的句子——“我活着,我死去,我将重生”(“I Live I Die I Will Be Reborn”)——仍留在构图里,字句已难以辨读。[1][3][4]

这套做法超出了披着绘画外衣的语言声明,直抵材料本身。乌尔塔多把身份变成一种材料工序。句子为自我命名,切割随即截断它笃定连贯的走向。缝合生出新的表面,原有次序已经散开,接缝也进入句子的含义。肖像由此离开固定相貌与口号的范畴,成为一种经得起破碎的自我宣告,也让破碎发生过的痕迹始终留在其中。

这些文字画与俯视身体的作品之间,有一条清晰而准确的延续线索。两者都把传统肖像推离外部描述。“I am”属于语法上的第一人称;从自身双眼望见的身体,则属于视觉上的第一人称。乌尔塔多让这两种第一人称都变得足够陌生,需要亲历方能抵达,远远超出一眼认出的层次。

从身体风景到天空皮肤

1970年代,乌尔塔多的视点转了方向,尺度也随之改变。在“身体风景”(Body Landscapes)系列中,乳房与腹部起伏成山丘与沙漠地貌。在“天空皮肤”(Sky Skin)画作中,赭色的身体边缘围出饱和的蓝色开口,有时还有漂浮的羽毛横过其间。曾经向下的目光转而仰望,身体依旧守在画面的门槛上。大地、肉身与天空在此相遇,各自保有自身的质地与位置。[1][2][3][4]

陶斯让这套视觉语汇更为清晰。在1960至1970年代间,乌尔塔多与穆里坎一再回到那里,最终在那里安下第二个家。当地风景影响深远,最早一批广泛流传的太空地球照片也同样重要。画中的行星视野始终贴近身体,尺度沿着另一方向延伸:她经由肌肤、重力、天气,以及拥有身体这一脆弱的事实,走近整颗星球。[1][3][4]

这种区别让她的生态作品越出泛泛的自然崇拜。后来的画中,人的形体与树木融在一起,生殖形态同花朵、果实相接,带着迫切感的文字进入画面。自我在生态关系中扩展,依然保有自身的轮廓。乌尔塔多一再呈现的第一人称——画出的身体、编码后的“I”、影子、风景——成为责任的立足点。一个人之所以能向世界负责,正在于她身处其中。凌驾其上的位置,生不出这份责任。[1][4]

认可来得迟,艺术早已抵达

哈默博物馆在 《洛杉矶制造2018》(Made in L.A. 2018) 中重点呈现了乌尔塔多。次年,98岁的她在伦敦蛇形画廊迎来首场公共机构个展——《我活着,我死去,我将重生》(I Live I Die I Will Be Reborn);展览后来巡展至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这些展览让多种彼此迥异的风格一同进入视野,也显出了剧烈转变之下的连续性:自我一次次化作人物、视点、文字、材料与环境,在每一种形态中接受检验。[1][2][4]

“重新发现”因此只能触及这段创作生涯的一角。这个词把目光引向完成这次“发现”的机构,持续工作的艺术家随之退到远处。乌尔塔多的生涯提出一个更令人不安的问题:一位艺术家身处重要的文化网络,数十年维持严肃的创作,却为何总要借他人的名字才被看见?她的回答早已落在画里,回顾性的怨言始终缺席。她让观看者站到艺术史长期绕开的那个位置上。

再看 《无题》(1970)。脸庞缺席,人的在场依然清楚。身体从边缘进入,地板变成一片共享的视觉区域。每一条边都只是画面的一侧,画面的“上方”始终悬而未定。乌尔塔多的自画像从这里开始:观看者与所见之物始终相连。自我从房间另一头那幅静候观看的图像,移向观看发生的位置;身体、句子与世界由此彼此相接。

来源

  1.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Luchita Hurtado: I Live I Die I Will Be Reborn”——机构展览指南,涵盖乌尔塔多的生平、材料、俯身下望的自画像、语言绘画、“天空皮肤”系列与生态行动。
  2. Hammer Museum,“Luchita Hurtado”,Made in L.A. 2018——博物馆艺术家介绍、作品资料,以及本文封面所用 《无题》(1970)的照片。
  3. Estate of Luchita Hurtado,“Timeline”——详尽年表,记录工作室、旅行、“I Am”绘画、女性主义组织活动、缝合的语言作品、陶斯经历及展览史。
  4. Serpentine Galleries,Luchita Hurtado: I Live I Die I Will Be Reborn 展览指南,2019年——策展综述,梳理艺术家八十年创作,从早期抽象延伸至身体、语言、“天空皮肤”与环境议题作品。
  5. Catherine Wagley,“The Way Men Never See Women”,Flash Art,2018年——评论乌尔塔多从自身目光观察的人物、家庭空间、成双出现的身体,以及1972年的 Invisible/Visible 展览。
  6. Elisa Wouk Almino,“Luchita Hurtado's Persistent Perspective”,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20年——评论乌尔塔多的工作室、家庭生活、俯视视点,以及观者与自画像之间的具身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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