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äxan 从纪录冲动中提炼出恐怖

封面使用本杰明·克里斯滕森1922年影片中的真实档案画面。它切合本文，因为 *Häxan* 的力量来自让学术解释和梦魇图像进入同一个视觉系统。[5]

本杰明·克里斯滕森的 Häxan 总会从各种命名里滑出。它是默片时代的巫术电影，是伪讲座，是恐怖游行，是历史蒙太奇，是医学病例论证，是插图论文，也是一块怪诞剧场。BFI 将它描述为克里斯滕森在1922年完成的瑞典和丹麦合拍片，并说明它在英国以 Witchcraft Through the Ages 片名发行；一个世纪之后，它依旧锋利，给人的感觉更像一桩分类难题，胜过已经安放妥当的经典。[1][2]

这个分类难题正是核心。Häxan 令人不安，不只因为它展示恶魔、女巫、酷刑或安息日意象。它令人不安，是因为它借来非虚构的自信，又把非虚构难以稳妥掌握的图像搬上银幕。影片从图表、木刻、模型和历史说明开始，随后把这些解释材料转化为通往附身幻象、家庭侵入、教权残酷、女性受难和社会恐慌的许可。等到克里斯滕森在结尾附近抵达现代医学语言时，观众已经学会怀疑每一种声称能把事情解释得过于清楚的权威。

因此，Häxan 在电影史上的位置，应当被看作运动与类型的枢纽，超过恐怖片货架上的奇物。它诞生时，纪录片尚未凝结成一套制度化样式，恐怖片也尚未整理出完整的长片语法。影片因此像一间工坊，多种未来形态同时被试验：档案电影、剥削式讲座、民俗恐怖画面、历史重演、医学社会片、特效奇观和论文电影。它最现代的品质，正在于这些形态彼此沾染。

图像背景：封面是影片中的真实档案帧，来自英文维基百科文件记录，并在该页标注为取自 Internet Archive 公版拷贝。[5] 这张图来自影片本身，区别于同人图、海报异版、图解和生成式秘仪氛围图。它格外贴切，因为它展示了影片不稳定的方法：一场被布置出来的梦魇，以纪录证据的力度呈现。

一场不断失控的讲座

Häxan 的开头，像一部先要教育观众、随后才要惊吓观众的电影。克里斯滕森把早段安排在古老宇宙观、教会图像、恶魔学信仰，以及使猎巫变得可信的知识世界之中。[1][3] The Public Domain Review 在介绍该片时也强调这种混合形态：Häxan 远离直线叙事虚构片，转向一次穿行于巫术、迷信和迫害史的尝试，并伴随异常精密的视觉发明。[3]

这一点很要紧，因为影片最初取得严肃性的方式，是提供信息。它摆出一种姿态：档案能够约束想象。中世纪图画成为教学物；宇宙模型成为思想地图；魔鬼和惩罚的图像看上去像旧信仰的证物，而不仅是影片自身对奇观的渴望。影片先邀请观众用历史的眼光观看，再把观众推向恐惧的观看。

然而，克里斯滕森没有让讲座保持稳定。影片的“证据”开始像电影一样行动。图像没有安分地钉在书桌上。恶魔获得身体。诱惑进入房间。迷信变得居家、肉身、戏剧化。历史解释转化为舞台化段落的引擎，而舞台化段落又让前面的解释失去中性外观。影片抛出的问题是：如果一幅旧图像曾经被人相信，当电影让它再次运动时，会发生什么？

从这里开始，Häxan 超出古物巡览。它的档案会活动。木刻、教士文本、刑讯室、厨房、病床和魔鬼面具，都成为一架社会机器里的活动零件。影片的讲座声部想告诉我们，巫术信仰曾经是什么。它的图像却持续展示，信仰怎样占据制度、邻人、家庭和身体。

恐怖经由程序抵达

现代恐怖片常用氛围宣告自己：受诅咒的房屋、阴影中的走廊、怪物的到来、让身体绷紧的声响。Häxan 频频沿着程序抵达恐怖。一条流言被解释。一个女人被指控。一份供词被压迫出来。权威把疾病、贫穷、衰老、欲望或怪癖译成证据。恐怖不只在于影片想象出的中世纪世界里也许有恶魔。恐怖还在于，官僚程序能把恶魔变成管理上有用的东西。

BFI 的百周年专题强调了克里斯滕森异常昂贵且雄心庞大的制作，也强调影片中的图像至今仍以不同比例保留震惊、滑稽、学术和怪诞的名声。[1] San Francisco Silent Film Festival 同样把它视为一部重要默片，指出它对历史论证与幻影奇观的混合，至今仍抗拒简单的类型标签。[6] 这些描述很有用，因为 Häxan 的恐惧在多个声部里运作。它是怪物秀，也是一部关于压力之下如何解释事物的过程电影。

酷刑和审讯段落位于这种压力的中心。克里斯滕森关心的是恐惧怎样变成系统。女人的身体被当作文本来阅读，而阅读者早已写好答案。疼痛产出言语，言语产出更多指控，指控又给制度继续运转的许可。影片最骇人的社会洞察在于：坏解释一边施暴，一边也能摆出井然秩序。

这种程序化恐怖也让超自然段落摆脱单纯幻想。当女巫飞行、恶魔狞笑、怪诞仪式展开时，这些图像并未同法庭或牢房隔开。它们是一个文化的幻想生活，而这个文化已经为把幻想当事实惩罚他人发明了程序。影片理解，迫害既需要文书，也需要梦魇。两者彼此授权。

魔鬼也是特效

克里斯滕森亲自饰演魔鬼，这个选角赋予 Häxan 一幅异常古怪的自画像。[1][2] 电影作者变成了自己那篇图像论证中的诱惑者。他不只是从外部记录迷信或戏剧化迷信。他作为表演者进入整套装置，把影片的学术面具转向戏谑的剧场。

这也是影片至今仍有生命力、远超历史重要性的原因之一。魔鬼段落兼具游戏感、猥亵感、喜剧感和不安感，因为它们把影片的方法暴露出来。舌头伸出；面孔逼近；身体潜入房间；违反常理的图像带着魔术师的时机出现。克里斯滕森迷恋信仰，也迷恋摄影机让观众在一瞬间半信的能力。影片一边研究迷信，一边演练一种经过安排的迷信。

这种双重动作把 Häxan 推近后来若干传统。它预示了那些把历史或民俗材料当作衣装之外事物的恐怖片。它预示了论文电影，把档案、引文、论证和舞台化材料编入个人化形体。它也预示了剥削式讲座片，用公共利益框架为耸动材料辩护。同时，它还预示了纪录怀疑：展示方式会在观众检验之前，让一个论点先显得权威。

特效因此属于论点的一部分，远远超过装饰性插曲。影片让恶魔出现时，它展示的不只是人们曾经相信什么，它也展示图像怎样说服人。电影既是解释迷信的工具，也是生产迷信的新机器。这是影片最深的玩笑，也是最深的危险。

医学结尾没有彻底拯救影片

Häxan 的最后一段常被视为影片的理性修正。克里斯滕森把早先的巫术指控，同他那个时代对于癔症、梦游、窃盗癖和其他医学化或心理学类别的理解联系起来。[1][3] 大体而言，影片要求观众把被指控的女巫从撒旦仆从的形象中移开，转向被社会误读的脆弱者。这个人道主义转向真实存在，也是影片比一场恶魔学游行更具道德意味的原因之一。

然而，这个结尾并未把影片从迷信干净地带入现代真理，它更摇晃。影片批判旧恶魔学，同时也继承二十世纪早期医学解释的自信。它挑战教权残酷，同时也冒着把一种权威词汇替换成另一种权威词汇的风险。现代病例研究也会成为自身的奇观。曾经被陈列为女巫的女人，如今又被陈列为病人。

这种暧昧使影片无法安放进单线进步故事。观众可以接受克里斯滕森的基本伦理修正：迫害是一场由恐惧和误读造成的人类灾难；同时仍会注意到，影片的现代类别也带着自身历史位置。医学结尾既告诉我们关于中世纪的事，也告诉我们关于1922年的事。它展示一位电影作者用他自认最有力的工具，试图把恐怖拖入解释，把解释带向同情。

瑞典电影学院的百周年说明提到影片持久的国际后世生命，包括修复后的流通，以及百周年前后重新获得的关注。[4] 这种后世生命顺理成章，因为每个时代都会在其中看到不同的 Häxan。默片观众会看到震惊、技艺和丑闻。恐怖片观众会看到带有惊人肉身感的秘仪图像。纪录片观众会看到一部古怪的早期论文电影。当代观众所感到的震动，则集中在影片关于社会恐慌的论点上：一旦一个共同体拥有了解释机器，几乎任何脆弱的人都能被送进去。

为什么它的类型依然坐不稳

把 Häxan 称作恐怖片，这个说法成立。它的图像系统属于恐怖：夜间飞行、恶魔身体、墓地、渎圣、被侵犯的房间，以及被恐惧扭曲的脸。但只把它归入恐怖片，会错过这部电影异常之处的压力。它的恐惧来自类型的不稳定。电影不断追问，一幅可怕图像究竟是证据、重演、幻想、症状、教具，还是电影戏法。答案常常同时落在几个选项上。

把它称作纪录片，这个说法同样成立，只要给这个词保留历史上的弹性。影片论证、引用、图解、比较、说明。BFI 的影片页面和 BFI Player 条目都保留了它作为克里斯滕森1922年电影的身份：它处理的是贯穿历史的巫术，焦点不在一个虚构主人公的常规故事上。[2][7] 然而，影片的非虚构冲动离不开舞台化。它不只是展示历史材料，还围着那些材料搭出剧场。

从运动与类型背景观看它，价值就在这里。Häxan 坐落在一个时刻：电影仍在发现自己能够制造多少种真实效果。一部电影可以像博物馆讲座那样讲授，像杂耍展台那样震撼，像改革小册子那样论辩，像历史游行那样重建，也像梦魇那样惊吓。克里斯滕森没有把电影收进单一车道。他拍出一部让车道本身成为主题的电影。

结果至今仍令人不适，因为它牵连到观众理解事物的欲望。我们希望影片告诉我们巫术“真实”是什么。它给出历史，随即给出奇观。我们希望奇观安全地停留在非现实中。它又把奇观系到法庭、医生、神父和邻居身上。我们希望现代解释终结梦魇。它却展示解释如何成为权威的另一场表演。Häxan 留存下来，因为它懂得，错误观看可以被学习、被传授、被制度化，并被拍得精美。

影片最持久的恐怖，最终落在银幕上的撒旦之外，落在人类那份自信上：它宣称自己已经在别人身上认出了撒旦。克里斯滕森的天才之处，是把这种自信化为可见的电影：诱人、繁复、自命不凡，即使披着知识的外衣，也依然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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