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吉辛的《新格拉布街》和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都写一个人如何成为作家；两部小说理解作者身份时，重心都没有放在自我表达上。在吉辛那里，满怀希望的写作者进入房间之前，写作已经是一门行业。在伦敦那里，写作最初来自对美和承认的饥饿，随后才过迟地发现，承认受同一套公共机器支配，而这套机器也曾让失败变得羞辱。把两本书放在一起，它们提出的是一条严厉的论点：文学雄心伤害人，伤害不只发生在成功被扣留的时候，也发生在市场反应教会人用外部回声衡量内在生活的时候。[1][2]
两部小说的对照格外鲜明，因为它们从不同的情绪温度起笔。1891 年出版的《新格拉布街》写伦敦的作家、书评人、出版人、学者和记者，他们对印刷经济的运行已经熟得近于疲惫。Literary London Society 对这部小说的介绍，将它放回维多利亚时代雇佣文人与出版变动的世界中，这个判断很准确；吉辛对那一世界有贴身经验。[3]《马丁·伊登》先连载，1909 年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开端则是一个水手误入资产阶级文化，像发现一种新元素那样发现书。Library of America 把这部小说放在伦敦的社会写作旁边，这个位置恰当：它的艺术家故事同时也是阶级故事和社会论证。[4]
吉辛从幻灭内部写起。伦敦朝幻灭写去。这一差异让两部小说成为一组很有解释力的并读文本。
进入文学机器的两种方式
在《新格拉布街》中，贾斯珀·米尔韦恩毫无羞怯地说出新的秩序：“Literature nowadays is a trade.”[1] 这句话出名，是因为它听上去既残酷又清醒。贾斯珀并非愚人。他懂期刊、懂关系、懂题材时机、懂稿酬来源，也懂得必须生产能卖出去的文稿。他所谓“skilful tradesman”让作者身份听起来更接近库存管理，离天职很远。[1] 小说真正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贾斯珀对外部世界的判断常常是对的。
埃德温·里尔登站在他的反面。里尔登有才华，却无法把才华转换成可靠产量。吉辛没有把他感伤化。里尔登不只是艺术殉道者；他骄傲、焦虑、迟缓、自我惩罚，常常也很难相处。可小说的怜悯仍然向他聚拢，因为这个系统几乎用不上他拥有的那种严肃。他有文学良知，但良知付不了房租，护不住婚姻，也不能阻止一份手稿变成又一个截稿日。
伦敦笔下的马丁从一扇更浪漫的门进入这台机器。他渴望教育、美、露丝·莫尔斯，以及他想象中这些东西将带来的更大的自我。露丝问到名声时，马丁说要紧的是“process of becoming so”。[2] 在早期，这句话听起来慷慨：名声不是最终偶像，只是一条通往配得上的自我的道路。但这句话已经带着危险。倘若“成为”需要公共承认，内在塑造就已经依赖外部接纳。
这正是伦敦设置的巨大陷阱。马丁最初的艺术觉醒带着身体性的狂喜。他先看见美，随后才学会解释它。他以凶猛的胃口阅读。他写作，是因为语言仿佛给出了一条逃离阶级禁闭的道路。可是手稿一份份退回，编辑们始终没有面目，杂志用沉默说话，自我教育变成一座私人的火炉。他不是被闲散压垮。他被有纪律的努力压垮，而这种努力得不到任何可理解的回答。
吉辛先知道市场；伦敦让马丁学会市场
两部小说最深的形式差异，在于谁最早理解市场。吉辛很早就把地图交给读者。贾斯珀解释商业逻辑；里尔登体现它的伤亡；阿尔弗雷德·尤尔和玛丽安·尤尔显示经济压力下的学术生活；惠尔普代尔把失败转成实用方案。整部书的结构近乎生态式。每个人物都在印刷经济中占据一个位置。
这种生态让《新格拉布街》显得寒冷，而寒冷本身也是它的智性所在。小说明白，文学生产从来不只有作家和纸页。它还包括房租、疾病、婚姻前景、社交引介、评论、流通图书馆、编辑工作、继承财产、耗竭，以及一个人能让散文服从自己的速度。吉辛的成就不止在于说商业败坏艺术。他展示的是，商业会决定哪些气质能够活得足够久，并在日后自称艺术家。[1][3]
《马丁·伊登》更暴烈，因为马丁必须把市场学成对自身神话的背叛。小说让他一度相信，强度可以撞开门。他系统阅读，近乎强迫地写作，计算将来的稿酬，并拿自己同受过教育的人比较，而那些人往往懂得还没有他多。悲剧不在于他缺少纪律，而在于纪律和怨恨熔在一起。每一份退稿都在教他：美、努力和社会价值并不会自然对齐。
布里森登的劝告刺穿了这种混乱。他让马丁“Love Beauty for its own sake”，也让他“leave the magazines alone”。[2] 这忠告听上去像审美纯粹论；可在小说中，它也是生存警告。杂志不只是糟糕的裁判。它们是一套机器，会让写作者渴望错误的证明。马丁不能接受这劝告，因为发表已经成了他的转变真实存在的外部标记。他需要那个曾拒绝他的世界来认证他已经超越它。
于是，吉辛的里尔登和伦敦的马丁朝相反方向受苦。里尔登不能把自己变得足够有市场价值，以维持生活。马丁在欲望的时机已经毁坏之后，才变得有市场价值。里尔登在仍然需要金钱和尊严时被不承认摧毁。马丁在已经失去相信承认之意义的能力后，被承认摧毁。
阶级把技艺变成人格测试
两部小说尤其擅长显示阶级如何让文学雄心变得残酷。对里尔登来说，阶级压力带着家庭性和羞辱性。贫穷通过房间、饭食、医疗脆弱、婚姻紧张，以及无力供养家庭的羞耻进入生活。写得不够快，随后变成男性身份、丈夫职责和社会出场的失败。一个坏章节不只是艺术问题；它是家庭事件。
对马丁来说，阶级压力最初表现为向上渴望。露丝的家让他瞥见有教养的生活，同时也把文化变成入场考试。语法、礼仪、阅读、服装和餐桌举止，都成了判断他能否被接纳的标记。他的文学雄心与跨过社会门槛的欲望无法分开。他想成为作家，部分原因是写作许诺了一个无法被轻易斥为粗糙、工人阶级或偶然的自我。[2][4]
比较读到这里，疼痛感最强。在吉辛那里，市场把作家压缩成产量。在伦敦那里，市场先像一条越过阶级的通路显现，随后露出自身的限度：它只能在马丁已经被弄得不适合接受奖赏之后才奖赏他。他需要回应时，公众无视他；赞美变得怪诞时，公众开始赞美他。成功到来了，却没有成为拯救。它以反讽的形式到来。
两部小说都不相信艺术价值可以同物质条件干净分离。吉辛对金钱更严酷，因为他的伦敦文学世界已经职业化。伦敦对自我制造更严酷，因为马丁的梦是：一个人可以凭意志和阅读把自己建造出来。两本书都拆解了自己的中心幻想。里尔登的幻想是，严肃终究应当足够有分量。马丁的幻想是，努力终究会让世界诚实作答。
两个结尾共享一种苦涩逻辑
《新格拉布街》的结尾不需要情节剧腔调，也足以造成毁灭感。它的世界继续运转。贾斯珀的适应力得到回报；文学机器保持完整；被它伤得最深的人，没有变成足以阻止它的论证。这就是吉辛的阴郁。市场不需要憎恨文学。它只需要偏爱那些能不断改变形状的作家。
《马丁·伊登》的结尾更绝对，却属于同一个道德世界。马丁赢得了公众名声，也失去了当初想要名声的内在理由。杂志、出版人、熟人和崇拜者都来得太迟，无法恢复比例。曾经是向上渴望的东西变成恶心。曾经是逃离阶级的道路，最后成了社会世界从未理解自己所评判之物的证据。
并排阅读时，这两部小说拒绝了一个令人舒服的故事：作家的痛苦会被发表赎回。发表可以带来收入，可以暴露、扭曲、认证，也可以来得太迟。它可以奖赏贾斯珀的时机感，辜负里尔登的严肃，忽视马丁的学徒期，然后在冠冕已经无用时给马丁加冕。伤害并不只是拒绝。伤害是漫长的教育：一个人尚未完成自身成为人之前，已经学会把自己看成产品。
这也解释了《新格拉布街》和《马丁·伊登》为什么至今仍显得当代，而不需要被更新。它们的出版世界有明确的历史位置：维多利亚晚期的伦敦，以及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杂志文化。更深处的形态则很熟悉：在任何创造性劳动被要求同时充当身份、商品、证明和生计的地方，这种形态都会出现。吉辛给我们的是作为天气的市场。伦敦给我们的是把天气误认为命运的灵魂。在二者之间，作者身份停止像一种浪漫召唤，开始像一种危险的追问：一个生命到底值什么，要由世界来回答吗。
来源
- George Gissing, New Grub Street,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page and HTML text.
- Jack London, Martin Eden,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page and HTML text.
- Literary London Society, "George Gissing: New Grub Street (1891)," context on the novel's London publishing world and Victorian hack writing.
- Library of America, Jack London: Novels and Social Writings, edition page listing Martin Eden alongside London's social writings.
- Wikimedia Commons, "File:Photograph of George Gissing.jpg," source page for the archival George Gissing portrait used as the article im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