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丝特·沃特斯在新雇主家里吃得很丰足。三明治、波特啤酒、精心烹制的肉食，样样都有，女主人还亲自过问她的晚餐。刚生过孩子，又险些穷得无以为生，这份关照显得格外难得。关照也有它的用意：埃丝特受雇做乳母，每一口滋养身体的食物，都要化作奶水，喂养别人家的婴儿。[1]

她自己的儿子在别处，由一位收取酬劳的妇人照看。要让他活下去，她得挣钱；要挣这份钱，她又得离开他。乔治·穆尔把这重矛盾放进一间看上去舒适的育婴室，看着埃丝特逐渐发觉，在这份安排里，她自己的意愿所能占据的位置何其狭小。

《埃丝特·沃特斯》初版于1894年，写的是一名女佣如何把日子继续过下去。安杰伊·迪涅伊科（Andrzej Diniejko）将它放在小说题材从蒙受耻辱的未婚母亲转向“新女性”（New Woman）的变化之中，同时强调，埃丝特与“新女性”这一称谓通常指向的、受过教育且经济独立的女主人公相距甚远。[2] 她只能怀抱婴儿，揣着几乎空空的口袋，尝试争取自己的独立。

本文涉及小说结局。章节编号依照古登堡计划收录的1899年文本。[1]

谁的牵挂能得到体谅？

第XVIII章里，这笔交易的条件一清二楚。里弗斯太太每周给十五先令，包食宿。埃丝特原本盼着能拿到一英镑。负责照看儿子的斯派尔斯太太则坚持要六先令，埃丝特提出的五先令满足不了她。工作尚未开始，埃丝特的时间和钱已经受到两头拉扯：一户人家花钱买下她的时间，另一户人家收钱照料她的孩子。[1]

穆尔也让她为眼前的前景兴奋起来。把杰克留在斯派尔斯太太那里以后，她想着自己总算要转运了，险些坐过了站。这份喜悦在人物刻画中自有分量。埃丝特会心怀期待，会如释重负，也会被一份好工钱的许诺打动。她起初真心盼着这份安排能行得通，后来的拒绝才更有力量。

一餐接着一餐，管束也渐渐显露。她散步受到限制，出门总有人陪着。她想请两小时假去看儿子，里弗斯太太建议她写封信。埃丝特不会写字。这个看似折中的办法，连写信都得请人帮忙，至于亲眼见到孩子的愿望，依旧悬在那里。[1]

埃丝特的回答，就从眼前的事说起。里弗斯太太牵挂自己的孩子，一趟又一趟地走进育婴室。埃丝特要求的，是这份感情落在女佣身上时，也能得到同样的承认。这个比较简单得近乎令人难堪。正是这份简单，让人看清：要用两套道德尺度衡量这两位母亲，究竟得花多少力气。

里弗斯太太完全懂得牵挂孩子的滋味。她把埃丝特的焦虑当作一件需要处置的麻烦，因为乳母心绪不宁，她付钱请人喂养的孩子也有受影响的风险。关切沿着家中的尊卑次序传下去，回到女主人眼前时，便成了乳母能否尽好职责的问题。

斯派尔斯太太来报信，说埃丝特的儿子病了。里弗斯太太出钱请医，又吩咐她别再来烦扰乳母。这笔钱付了一项开销，也把埃丝特留在了岗位上。她急着弄清的那件事依然没有答案：自己的孩子究竟怎样了？[1]

离开的代价

埃丝特反复说：“我得见见我的孩子。”后来，这句话变成了“我要到自己的孩子身边去。”[1] 措辞只改了少许，决心已经落定。她把自己的需要付诸行动。她动身了，不再等着雇主认可她的要求。

两人的争执中，还留着一份牵向另一个婴儿的温柔，让人心中难安。埃丝特说，小女孩一直养得很好，离开她，自己心里也过意不去。穆尔让这份依恋留在文字里。她的选择令人痛楚，因为两个孩子都需要照料，而这份雇佣安排让他们的需要彼此相争。

里弗斯太太威胁要扣住工钱，埃丝特仍然走了。第XIX章里，她出门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摸口袋。里面的钱勉强够坐公共马车。这个切实的动作，写出了她争取自由时仍要背负的生计。我们已经听见她的勇气，此刻也感到了她为此付出的代价。[1]

到了斯派尔斯太太家，埃丝特发现儿子瘦了，说好要请的医生，始终没人去请。照看孩子的妇人渐渐露出话头：给她五英镑，她就把婴儿永远留下，以收养之名掩饰一桩会害死孩子的交易。埃丝特明白，对方让她付钱买的是什么。她拒绝了。对方动手阻拦，她还是带着儿子逃了出来，一路走去，终于意识到自己无处可去。[1]

这段经历让人看清，她的判断力能做到什么，又止于何处。她辨得出恶行，也有力量反抗；然而，道理站在她这一边，床铺、工钱和可靠的托育依然没有着落。救出孩子之后，她又得寻找栖身之所。

穆尔的赞赏，也值得细读。在育婴室这一段，叙述者写到埃丝特“迟钝的脑子”，与此同时，又一路追随她，看着她渐渐明白雇主宁愿压下去的道理。[1] 弗洛伦斯·布斯（Florence Boos）在爱荷华大学的教学问题中，提醒读者留意叙述者的作用，并追问作品引导读者怎样看待埃丝特的局限。[3] 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听出文字中的抵牾：叙述持续关注着她，有时却又从居高临下的位置描写她。

埃丝特自己的话，能够超出这种俯视的眼光。食物、限制、生病的孩子、钱，她把这些联系起来，认清了整套安排的残酷。她的推理，是在他人如何对待她的经历中一点点展开的。若只把她读成一位凭本能疼爱孩子的母亲，那份使她能够拒绝的理解与思索，就会被略过。

让她得以继续做母亲的援手

很久以后，经历了婚姻、丧偶和此后更多的劳作，埃丝特回到伍德维尤（Woodview）帮佣。在最后几章里，她与从前的女主人巴菲尔德太太相互作伴。两人做针线，谈各自的儿子，一同礼拜；巴菲尔德太太还会朗读给她听。她们仍然分开用餐，埃丝特仍然称她“太太”。情谊渐深，主仆之间的身份差别也依旧可见。[1]

到了杰克需要钱的时候，一个要紧的差别显露出来。埃丝特已把能省下的钱全寄了出去。巴菲尔德太太愿意帮忙，也接受荒疏的花园得晚些时候再整修。里弗斯太太把女佣的孩子当作家务运转中的妨碍，巴菲尔德太太则容许孩子的需要改变家里的安排。[1]

埃丝特一直有决心，欠缺的正是这种实在的帮助。有能力相助的人，愿意为此付出代价。花园尽可以继续杂乱，孩子总得吃饭。

小说结束时，杰克穿着军装前来探望。埃丝特为他骄傲，她的幸福真切可感。叙述者却仍添上一笔：他将来还有沦为“炮灰”的危险。[1] 她把他养到了成年，他成年后的命运所受的牵制，依然在她的掌握之外。

她最后的介绍，朴素而动人：“太太，这是我的儿子。”[1] 恭敬的称呼与“我的”并排留在句子里。埃丝特依然是一名女佣，如今她终于能把这个孩子介绍给别人——多年来，旁人一次次把他当作她做工的障碍。两件事都在这句话里，各自清晰。这份安静的喜悦，是靠一次次探望、一笔笔工钱换来的。漫长的年月里，要把孩子养下去，她就得另找一条路，把日子过下去。

资料来源

1. 乔治·穆尔，《埃丝特·沃特斯》，1899年文本，第XVIII–XIX章及第XLV–XLVIII章——有关做乳母、救出孩子、重返伍德维尤及小说结局的一手依据；古登堡计划。
2. 安杰伊·迪涅伊科，《作为“新女性”小说的乔治·穆尔〈埃丝特·沃特斯〉》，维多利亚网，2014年7月12日更新——出版史，以及解读劳动阶层未婚母亲形象的批评背景。
3. 弗洛伦斯·布斯，《乔治·穆尔，〈埃丝特·沃特斯〉（1894）》，爱荷华大学——有关叙述中的同情、人物评价、雇佣关系及小说结局的教学问题。
4. 维基共享资源，《阿尔文·兰登·科伯恩拍摄的乔治·穆尔（裁切版）》——照片摄于1908年1月23日，转载自史密森学会国家肖像馆，藏品编号S/NPG.87.288.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