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那封勋爵于 1923年4月5日 在开罗去世。到了第二天，一则报纸访谈已经传开，阿瑟·柯南·道尔在访谈中推测，一种“邪恶的元素灵”导致了他的致命疾病。[5] 两件事在时间上紧挨着，图坦卡蒙诅咒的传说由此有了最利落的轮廓：走进国王封闭的房间，染病，死去。

实际经过里的超自然色彩淡得多，细节本身也更能说明问题。当时 Nature 刊登的讣告称，卡那封脸颊被昆虫叮咬，据推测是蚊虫所致，随后出现丹毒和血液中毒，继而患上肺炎。[12] 这场死亡真实而出人意料，离墓室开启又足够近，故事便有了生长空间。单独一例死亡立不起诅咒。传说沿着一套可以反复使用的办法扩张：放大所谓受害者的范围，随时改变“暴露”的含义，接纳几乎任何死因与时间间隔，再把幸存者留在画框之外。

因此，检验诅咒最有力的证据落在一个分母上。霍华德·卡特多年后仍活着，只是一则方向相反的轶事，分量有限。一旦用固定的暴露判定标准——即使只能凭不完整的记录回溯套用——并把活着的人与死者一同计数，那份著名的受害者名单便再也显不出可由统计辨认的规律。

阶梯显露之后，诅咒故事才登场

发掘档案里的发现过程，比传说缓慢得多。卡特的团队于 1922年11月4日 发掘出埋藏阶梯的最上一级。第二天，一道封闭的门显露出来。卡那封于 11月23日 抵达卢克索；11月26日，卡特在第二道封门上凿开一个小孔，借着烛光望进堆满物品的前室。[1]

传说把这一切压缩为“开启陵墓”的一个爆炸性瞬间，现实中的记录与清理却延续了多年。牛津发掘档案把通往墓室的封门开启日期定为 1923年2月16日。[1] 档案记载，石棺盖于 1923–1924 发掘季掀开；三具棺椁的棺盖则在 1925年10月13日至10月28日 相继开启，随后是 11月11日至11月20日 对木乃伊的解裹与检验。[11][13] 不同的人到过不同的门槛。有些人在现场工作多年，有些人只见证过一场仪式，还有一些人到过帝王谷，却没有进入刚开启的空间。

诅咒故事抹平了这些差异，因为它只留下两个位置：身在其中，命数已定。卡那封把两端戏剧性地连在一起。他在11月站过入口，2月又站在墓室入口处，4月5日去世。哈瓦斯的叙述与当时的讣告都把他的病程写得清楚：昆虫叮咬处感染，随后出现丹毒或血液中毒，最后发展为肺炎。[4][12] 两份资料沿着这条病程即可解释他的死亡，并未诉诸墓中神秘病原体。

当时的超自然说法也没有指出这种病原体。《格拉斯哥先驱报》 4月6日 关于柯南·道尔访谈的报道谈的是神秘力量，细菌、气体或真菌均未出现。这种解释的力量恰恰来自它无法同发掘日程相互核验：对元素灵而言，可测量的剂量、固定的潜伏期乃至与物件的直接接触都不构成条件。[5]

陵墓之外，诅咒故事早有现成素材

1934年，另一位埃及学家的病情让诅咒重新登上报纸标题，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策展人赫伯特·温洛克随即公开抨击这则传说。Time 报道称，温洛克自述读遍陵墓中的每一条铭文，没有发现针对闯入者的威胁。同一篇文章还统计了见证内层墓室开启或石棺开盖的40人：其中六人死亡，每个人都有已经查明的死因；木乃伊解裹时在场的十名男子则全都健在。[6]

温洛克的统计属于当时的反驳，离完备的现代数据集仍有距离，却已经暴露出传说根本上的不对称。一名去世的相关人士会成为诅咒受害者，一名活着的见证者则不会带来标题。远亲也能被拉进故事，许多继续生活的工人、官员、专家与访客却被视为无关。

即使找不到以死亡威胁闯入者的铭文，记者也早有一套现成的语言。木乃伊诅咒在19世纪的小说与传闻中已经扎根。2002年的研究提到路易莎·梅·奥尔科特 1869年 的故事《迷失金字塔；或曰，木乃伊的诅咒》。罗杰·勒克赫斯特把这条谱系推到单篇故事之外，追溯了更早的维多利亚时代传闻，其中的收藏家据说因埃及器物而遭到惩罚。[2][3] 这套情节早在图坦卡蒙陵墓之前就已成形；新发现给旧故事换了地点与角色。

这一区别关系重大。古埃及丧葬实践确实包含护佑神祇、仪式器物和为国王来世提供保障的祷文；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介绍也描述了墓室与珍宝室里的这些材料。[8] 把它们读成针对闯入者的字面死亡威胁，源于后世对古埃及的接受与阐释；KV62中没有哪一条清晰铭文可以直接译出这种威胁。

考古新闻受限，传闻更有市场

一种解释把诅咒视作新闻界的报复。卡那封把发掘新闻的优先获取权交给 The Times，竞争报纸的记者由此更难拿到陵墓内部的新鲜事实。哈瓦斯认为，这项限制助长了卡那封死后涌现的诅咒报道。[4] 这条解释有其合理性：下一件文物、下一间墓室的消息若掌握在一家报纸手中，凶兆、预言、疾病与葬礼仍能成为竞争者手中的独家故事。

新闻渠道只是解释的一部分。报纸能够放大诅咒，也因为读者早已熟悉木乃伊小说、唯灵论以及危险古物的故事。柯南·道尔只是把卡那封之死接入自己早已信奉的超自然词汇。最有解释力的读法把两条原因合在一起：受限的考古新闻提高了另一类报道的商业价值，更古老的哥特与神秘学传统则给它备好了现成形式。[3][4][5]

这里还有一层历史反讽。发掘期间，外国控制、埃及主权、接触古物的权利以及谁有资格讲述陵墓，都是争论焦点。[10] 诅咒却把这些现代冲突移开，换成古埃及亲自惩罚闯入者的幻想。这是一层历史推断，铭文本身没有这样说。这一推断也能部分解释传说何以持久：故事让占有与惊扰所引起的不安显现出来，同时把许可证、新闻合同、保护工作以及埃及的政治主张留在阅读门槛之外。

分母改变了结论

2002年，流行病学家马克·纳尔逊把传说改写成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论文带着几分戏谑，核心做法却让问题清楚起来：对现存记录始终采用同一套暴露标准。纳尔逊依据卡特的著作，找出相关时期身在埃及的44名西方人。其中25人被归为潜在暴露者，因为他们至少参加过四次开启或检验事件中的一次；纳尔逊把这四次事件定在 1923年2月17日 至 1926年11月11日 之间。[2]

这一分类内部存在一个重要问题。纳尔逊最后三个用于判定暴露的日期都落在 1926年，牛津档案目前给出的年表却把抬起石棺盖归入 1923–1924 发掘季，把开启棺椁和检验木乃伊分别放在 1925年 10月与11月。[2][11][13] 这一出入不会凭空变出支持诅咒的证据，却关系到极小规模的暴露组或比较组里究竟包括谁，也因此削弱了从这次重建中得出的断然结论。

暴露组死亡时的平均年龄为70岁；在查到死亡日期的未暴露者中，这一数字为75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暴露组在潜在暴露后的平均生存期为20.8年，比较组为28.9年，差异同样无统计学意义。校正年龄与性别后，暴露与十年内死亡之间仍无显著关联，所谓暴露次数增加也未呈现剂量—反应关系。[2]

所有可想象的超自然力量是否存在，超出了这些结果的证明范围。它们显示，此次重建没有找出传说所预言的规律。假如进入新开启的空间会引发早死，接触最直接的人理应比界定清楚的比较组死得更早或更多。研究没有检测到这种关联。[2]

研究也明确写下了自身限制。留存文献偏重知名的西方参与者，埃及工人没有纳入研究；他们的生平记录与基线条件也有差异。25名暴露者全都有死亡日期，19名未暴露者中却只有11人能查到。样本很小，早死估计的置信区间很宽，“暴露”的界线也只能在事后划定。[2] 因此，审慎的结论比“统计学击败魔法”这句玩笑窄得多：现有队列没有出现支持诅咒的死亡信号，研究的缺陷也无法替煽情的受害者名单补出证据。

受害者名单遗漏了什么

诅咒之所以延续，是因为它始终避开队列研究施加的纪律。它没有稳定的总体，没有一致的暴露事件，没有固定的等待期，也没有约定的死因。这份弹性让每一则新讣告都能被收作印证。若一种诅咒可以借感染、中风、自杀、事故或晚年常见疾病杀人，还可等候数月乃至数十年，任何结果都无法证伪它。在自身规则里，这个故事永远占着不败之地。

温洛克在1934年提出反驳时，霍华德·卡特仍然活着；卡特于 1939年3月2日 去世，距第一次凿开封门已超过十六年。[6][7] 他的长寿本身不足以定论；一名幸存者推翻诅咒的分量，与一例死亡证明诅咒的分量同样有限。重要的是，流行复述常把卡那封当作代表，把卡特当作例外。界定清楚的队列改变了这种取样习惯：两人都不能代替所有人。

文章开头的档案照片，让那道门槛以更具体的方式留在记忆里。维基共享资源的记录认定，照片摄于1922年11月，卡特、卡那封和伊芙琳站在已经挖出的阶梯旁，拍摄者是伯顿。[9] 它留下一个明确的地点、一群明确的人和一个明确的时刻，与那团不分彼此的受害者幽影相距甚远。伯顿后来协助制作了约1,400张玻璃底片，记录一项延续十年的工作；这项工作为5,000多件器物留下了影像。[8] 这份耐心积累的档案与诅咒名单形成鲜明对照：前者保留每件事的来龙去脉，后者将其抹去。

图坦卡蒙诅咒是在陵墓之外拼接起来的，材料是被挑中的死亡与遭到遗漏的幸存者。另一则轶事的力量有限；真正威胁这则传说的，是一个界定清楚但仍不完整的比较组，其中也算进了活着的人。

来源

1. 图坦卡蒙空间档案，“1st Season (1922–1923)”——从发现阶梯到开启墓室、卡那封去世的发掘年表，并链接卡特的考古日记。
2. Mark R. Nelson，“The mummy’s curse: historical cohort study”，BMJ 325 (2002)——暴露定义、44人队列、生存结果、卡那封死亡的医学记述以及研究限制。
3. Roger Luckhurst，“The mummy’s curse: a study in rumour”，Critical Quarterly 52, no. 3 (2010)——图坦卡蒙陵墓开启之前已经流传的诅咒故事学术史。
4. Zahi Hawass，“The Curse of Tutankhamun”，收录于 Discovering Tutankhamun: From Howard Carter to DNA，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2025——卡那封的病情，以及 The Times 新闻获取协议对竞争报纸报道的影响。
5. The Glasgow Herald，“An Evil Elemental”，1923年4月6日——当时对阿瑟·柯南·道尔为卡那封之死所作超自然解释的报道，附原始版面图像与转录文本。
6. Time，“A Curse on a Curse”，1934年2月5日——当时对赫伯特·温洛克核查铭文、统计见证者与幸存者并回应新一轮诅咒报道的记述。
7. 图坦卡蒙空间档案，“Howard Carter”——关于卡特发掘工作、档案以及1939年去世的机构传记记录。
8.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Discovering Tutankhamun: The Photographs of Harry Burton”——发掘规模、伯顿延续十年的摄影记录，以及陵墓中护佑器物与祷文的介绍。
9. Wikimedia Commons，“Howard Carter, Lord Carnarvon and Lady Evelyn Herbert at Tutankhamen’s tomb”——本文配图的来源页面，即哈里·伯顿于1922年11月拍摄的档案照片。
10. Christina Riggs，“How 20th-century colonial politics shaped the story of Tutankhamun’s tomb”，The British Academy——埃及主权、与外国报刊签订的新闻协议、文物管理以及发掘讲述权争议。
11. 图坦卡蒙空间档案，“4th Season (1925–1926)”——依据卡特日记整理的年表，记录1925年10月至11月开启三层棺椁，以及为图坦卡蒙木乃伊解裹并加以检验的过程。
12. Nature，“Lord Carnarvon”，1923年4月14日——当时的讣告，确认他于4月5日去世，并记述了据推测由昆虫叮咬开始、继而出现丹毒、血液中毒与肺炎的病程。
13. 图坦卡蒙空间档案，“2nd Season (1923–1924)”——档案年表把抬起图坦卡蒙石棺盖的工作归入第二个发掘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