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小艇是一条重要线索。1872年12月初，来自 Dei Gratia 号的船员登上空无一人的玛丽·塞莱斯特号（Mary Celeste），发现平日安放在主舱口上方的小艇已经不见了。[7] 一同消失的还有船舶文件，以及本杰明·布里格斯船长的导航仪器。这些缺失指向了弃船，至于人们为何离开，依然难以解释。[1]

阿瑟·柯南·道尔1884年的小说《J. 哈巴库克·杰弗森的陈述》中，小艇却仍在船上。他虚构的报纸报道写道：“各艘小艇完好无损，悬挂在吊艇架上。”短短一句话，改变了整个谜题。证据中一旦抹去失踪的小艇，读者就得设想一种失踪情形：人全都消失了，最直观的离船工具却还在原处。[2]

这处改动为重读这桩长久流传的谜案提供了起点：先辨清故事说的是哪一艘船。历史上的 Mary Celeste 与道尔虚构的 Marie Celeste，各自带着不同的证据。

登船者看到了什么

真实的航程始于1872年11月7日，船从纽约出发，驶往热那亚。与布里格斯同行的有妻子萨拉、年幼的女儿索菲娅，以及七名船员。船上载有约1,700桶酒精。航海日志记事板上最后一条记录写于11月25日上午。[1]

格林尼治皇家博物馆梳理的经过记载，船帆和索具有损伤，船内有积水，一台水泵被部分拆开。甲板上放着一根用于测量液体深度的测深杆，私人物品仍留在船上。救援者没有发现明显的暴力痕迹，后来，一小队救助船员将这艘船驶到了直布罗陀。[1]

这些情况足以勾勒出一个令人不安的反差：人已离去，船却仍能航行。至于离船时众人如何判断自身安危，现有情况还不足以作答。船后来安然留存，也无法确切还原船长当时眼中的船况。

先被记下的怀疑，后经检验的证据

调查留下的文件，比一份诡异物件的清单更能说明问题。验船师约翰·奥斯汀于1872年12月23日在直布罗陀检查了船只。他在报告中反复提出，船上装具完好、物品干燥，这些情况与船只曾遭遇异常猛烈风浪的说法相抵触。他还描述了船艏的几处痕迹，认为那是利器划出的；另有一柄剑，他判断剑刃曾沾上血迹，又被擦拭过。[4]

这些观察解释了官方为何怀疑船上发生过暴力事件，也提醒人们，阅读报告时，需要辨明特定观察者如何提出论断。奥斯汀检查船只时，它已经航行至直布罗陀。他对先前天气、痕迹成因的结论，已经超出了外观记录本身。

J. 帕特龙医生随后的报告为核验这些怀疑提供了重要依据。他采集甲板、舷栏和剑上的可疑污渍，以浸泡、加热和显微镜观察等方法加以检验。起初，剑上的污渍也令他怀疑是血迹，但他最终认定，检验结果不足以证实其中有血。[5]

这些材料的来源链条十分明确：网上可读的奥斯汀报告转录自查尔斯·伊迪·费伊的研究，而费伊所用文本又转录自一份照相影印件；帕特龙的报告也刊载于同一个专题历史网站。[4][5] 这些转录文本使文献内容可供查阅；引用它们，不等于亲自查验过原始案卷。

帕特龙的阴性检验结果削弱了谋杀说的一项具体依据，至于弃船另有何因，检验本身没有给出答案。后来的讲述若只保留那柄可疑的剑，省去随后的检验，这层区别也就随之消失。

纸上诞生的幸存者

道尔恰好补上了历史调查中缺失的那个人：一位置身船内、能够讲清全部经过的见证者。小说中的杰弗森自称医生，终于决定披露一段可怕的经历。故事以一段貌似报纸摘录的文字开场，接着展开日记，最后由幸存者说明原委。[2]

这种仿照文献的写法，让虚构格外有说服力。报纸据称询问过证人；叙述者亮出自己的专业身份；一篇篇标有日期的日记，则营造出事情尚未显露意义、就已被当场记下的印象。作为小说，这些手法十分有效；一旦被当作证据来读，它们便凭空造出了一名证人。

道尔改动的地方很多。他把事件移到1873年，将航程改为从波士顿到里斯本，给船长换上蒂布斯这个名字，又在船上装满兽脂和美国时钟。推动情节的是一场谋杀阴谋：故事围绕一名虚构乘客，展开了一场带有种族色彩的复仇幻想。这些内容都无法充当有关布里格斯及其同行者的证词。[2]

对谜题影响最深的改动，仍是那些留在吊艇架上的小艇。失踪的小艇原本提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离船方式，小说却将这条线索抹去了。格林尼治皇家博物馆将这个故事列为混淆的重要源头，长期流传的船名拼写 Marie 就是其中一例。[1]

因此，道尔的故事也有历史证据的价值，只是它所见证的另有其事：一桩海上悬案，如何被重新编排成一个有解的故事。它能作证的，是传说自身的历史。

仍待补上的解释

对于这次紧急离船，目前仍有两种主要解释在讨论之中。船上装载的酒精引出了这样的推测：逸出的酒精蒸气，或对爆炸的恐惧，迫使所有人登上小艇。另一种由纪录片制作人安妮·麦格雷戈与海洋学家菲尔·理查森提出、经《史密森尼》杂志于2007年报道的还原方案，则着重考察恶劣天气、航位判断的不确定，以及煤尘或改装残留碎屑堵塞水泵的假设。[6]

后一种解释试图说明，船最终仍漂浮在海上，布里格斯当时却为何会担心船舱进水。麦格雷戈也质疑爆炸说：依照她对发现船只时各项证据的解读，主舱口当时关得严实，也没有关于闻到酒精蒸气气味的报告。这些解释依据的都是残缺证据，彼此尚有争议；水泵堵塞以及船长对此作出的反应，仍属假说。[6]

要改变这一判断，需要能够区分上述解释的证据，例如事发当时对酒精蒸气或爆炸的可靠观察记录，或足以确认弃船决策作出时水泵状态的文件。论证一连串事情能够发生，还不足以证明船上这些人确实经历过它们。

失踪的小艇让这桩历史疑案有了清晰的轮廓。它支持众人曾经离船的判断，却无法交代离船缘由、原定去向，以及此后的遭遇。把这条线索放回原处，谜题也随之更加准确。布里格斯一行人的遭遇仍应得到解释；一个虚构的幸存者，终究无法给出答案。

资料来源

1. Andrew Choong Han Lin，《玛丽·塞莱斯特号之谜》。格林尼治皇家博物馆——航程、发现经过、救助，以及此后的小说演绎。
2. Arthur Conan Doyle，《J. 哈巴库克·杰弗森的陈述》，首刊于1884年1月《康希尔杂志》；此处采用古登堡计划所收 The Captain of the Polestar, and Other Tales 中的文本——尤其参见开篇虚构的报纸报道。
3. Crawdad Blues，《玛丽·塞莱斯特号本杰明·布里格斯船长的膝上写字箱（PEM M6557）01》。维基共享资源——照片、署名，以及部分展出私人物品为复制品的说明。
4. John Austin，记述其1872年12月23日检查情况的验船报告，转载自 Charles Edey Fay 的转录文本。The Mary Celeste — Facts not Fiction 网站，尤其参见第1–4段及第44段。
5. J. Patron，疑似血迹检验报告，1873年1月，直布罗陀。转录文本见 The Mary Celeste — Facts not Fiction 网站——甲板、舷栏和剑上样本的检验经过及阴性结论。
6. Jess Blumberg，《弃船：玛丽·塞莱斯特号》。史密森尼杂志，2007年11月——Anne MacGregor 与 Phil Richardson 对事件的还原，以及这一解释的证据局限。
7. Charles Edey Fay，《常见错误与误解》，节选自其1942年为皮博迪博物馆所作的研究。The Mary Celeste — Facts not Fiction 网站——第2项指出，法庭证词、领事通信及保险记录均支持小艇失踪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