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 年，法属殖民统治下的河内留下两种现代治理记录。一种摆在地面上供人观看：狭长的展馆中央冠以穹顶，照片中的大展览宫（Grand Palais）正是殖民博览会的中心。另一种留在地下：市政表格逐项登记下水道里杀死的老鼠。宫殿宣示秩序，表格则记下一场数字不断攀升、却无法说明河内是否变得更安全的行动。[1][3][8]

那个广为流传的结局，工整得近乎寓言。官员按鼠尾发放赏金；随后，殖民政府报告称，居民让割掉尾巴的老鼠继续存活，从外地运来老鼠，甚至专门繁殖老鼠；最终方案告停。如今，经济学家常把这段往事用作激励扭曲的例证。这层教训确有根据，完整的因果链还要再向前追溯：在失当指标出现之前，河内已经是一座分裂的城市，工程设施为老鼠造出了栖息地，危险劳作被交给特定人群，行政机关核算申领数目的能力也远高于核验实际结果的能力。[1][2][5]

捕鼠赏金失败的根源，在于它拆开了 领款凭据 与 公共卫生效果的证明。官员坐在办公桌前就能清点鼠尾；老鼠是否已经死亡、染疫跳蚤是否减少、下水道鼠群是否收缩，以及鼠疫风险是否下降，都远难确认。当这些事项失去等价关系，每个醒目的总数都带上了多重解释。

下水道替这座城市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制造出另一个

总督保罗·杜美（Paul Doumer）主政的 1897 至 1902 年，河内被改造成法属印度支那的首府与橱窗。宽阔街道、办公楼、别墅、自来水和下水道，把欧洲区变成法国统治的物质宣言。这些改善沿种族界线分配。历史学家 Michael G. Vann 估计，全市约 90% 的居民以越南人和华人为主，挤在约三分之一的城区；欧洲区和行政区占用了其余土地的大部分。法国人的别墅接入自来水，装有抽水马桶；老城大部分地方仍依赖公共供水点、街沟和夜土清运。[3][5]

鼠患故事由此与这套不平等的系统相接。新下水道把污物排出享有特权的室内空间，也给老鼠送去隐蔽通道、栖身之处，并让它们沿管道进入同一批住宅。基础设施就这样改写了城中人与老鼠的空间关系。法国别墅由此有了与拥挤城区卫生隔绝的洁净感，抽水马桶也由此接上了地下那片看不见的栖息地。[1][3]

当时的科学进展进一步加深了官员的恐惧。Alexandre Yersin 在 1894 年香港鼠疫期间识别出鼠疫杆菌，Paul-Louis Simond 又在 1898 年提出老鼠与跳蚤之间的传播链。这套解释的各个环节经历了一段时间才获普遍接受；到 1902 年，各殖民港口的鼠疫防控已经把老鼠列为重点。[4][7] 河内官员面对的远不止一场令人厌恶的鼠患。他们还看到了一条第三次鼠疫大流行进入殖民首府的潜在通道。

四月至七月：捕杀数字攀升，实际效果仍无从得知

第一轮行动雇用越南工人进入下水道捕鼠。Vann 依据一份殖民档案重建了这段经过：其中约有一百张内容重复的表格，来自河内第一、第二区，记录从 1902 年 4 月开始，到 7 月结束。数字以惊人的速度上升。表格记载，4 月 26 日至 5 月 1 日捕杀 7,985 只老鼠，5 月 30 日捕杀 15,041 只，6 月 12 日捕杀 20,114 只。[1][3]

这些总数只表明行动申报了多大规模，实际捕杀量与鼠群数量都没有得到独立核验，对控制成效更无从作证。官员手中缺少可靠基线，也没有下水道鼠群总量可供对照。更高的数字可以来自工人效率提高，也可以来自老鼠繁殖或迁入得更快、捕猎扩展到新区，或付款制度奖励更大的申报数字。表格只记下申报的捕杀量，鼠群是否缩小仍无从得知。

数字曲线还暴露出第二个问题。连续数周登记成千上万只老鼠后，Vann 发现档案总数突然从数千降至数百，再降至数十，最后归零；文件没有解释原因。[9] 纸面线索恰在最需要解释的位置中断。档案没有说明老鼠是否已经稀少、工人是否停工、经费是否耗尽、填报方式是否改变，或计划是否换了形式。官僚体系给出一列清晰精确的数字，分母与结尾却一同缺席。

这份工作原本要隐在视线之外

捕鼠也让河内的社会地理浮出地面。越南工人要从检查井下到狭窄污秽的通道里处理老鼠，官员担心这些动物会携带染疫跳蚤。工人抗拒这项差事，并要求提高报酬。6 月 9 日，北圻统使报告说，欧洲居民抱怨在自家街区遇到浑身恶臭的工人；这些人从地下钻出，身边堆着一摞摞鼠尸。[1][3]

这项抱怨显出了欧洲区背后的交换条件。在欧洲居民眼中，卫生服务应当干干净净地送到门前，承担最脏工作的人则留在视线之外。下水道遮住污物，种族等级还要把劳工藏起来。捕鼠行动同时掀开了两层遮蔽。工人带着保持街道整洁的物质代价，从地下走上那些用于展示城市体面的街道。

后来的赏金制度换了形式，却保留了劳作与尸体处置难题。下水道行动未能终结鼠患后，殖民政府把捕鼠范围扩至全城：居民只交一小件 token 就能领到赏金，整具鼠尸留在申领手续之外。从操作上看，这项政策把捕杀和大部分核验工作一并外包了出去。[1][2]

一条鼠尾变得比一只死鼠更值钱

赏金按割下的鼠尾支付，整具鼠尸不作凭证。这个选择符合行政便利：尾巴体积小、容易清点，也更便于处理。与此同时，执行中的目标随之改变。政府要的是活鼠减少，申领人要的只是一件能割下来的身体部位。[1][2][3]

报告很快称，城里发现了仍然活着的无尾鼠。Vann 重建的后续调查还称，有人在河内城外养鼠，并出现了从北圻其他地方把老鼠运到赏金兑付点的交易。官员随后取消了这项制度。[2][3] 这些做法都利用了同一道裂缝。放走无尾鼠，它仍可继续繁殖；饲养老鼠，可以把未来的鼠患变成库存；从外地运来一只老鼠，也能领到与清除河内下水道老鼠相同的赏金，目标栖息地里的鼠群却没有减少。

这段往事常被缩成机灵居民挫败愚蠢官员的一场较量，档案支持的结论要审慎得多。现存材料包括官方统计和官方对钻空子的报告，却缺少捕鼠者、贩运者和据称养鼠者的一组具代表性证词。Aro Velmet 后来撰写法国殖民细菌学史时指出，很难判断这些做法究竟有多普遍，也很难判断官方报告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了当地的传言；这套传言文化早已受到种族主义成见塑造。[6]

证据界限划清以后，赏金制度的失败依然成立，能够主张的范围随之收窄。现有证据足以说明，官员不再相信鼠尾能够充当凭据，认定计划遭到操纵，并最终将其废止。现有材料无法计算存活的无尾鼠有多少、养鼠场有多少，也无法计算这些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河内鼠群。投机、求生、劳工抗争与殖民猜疑都可在其中留下痕迹；文件不足以让其中一项抹去其余各项。

鼠疫没有把这则寓言变成实验

1903 年，腺鼠疫袭击河内。Vann 把疫情与殖民博览会周边的人流、货物、老鼠和跳蚤流动联系起来，也联系到河内与中国南方及其他港口之间的运输线。Peter Soppelsa 的广域研究同样把河内行动放进一个帝国系统：铁路和航运搬运疾病，殖民政府则一再把老鼠和按种族划分的社群列为打击目标。[1][4]

后来的疫情发生在受控实验之外，无法据此证明赏金制度引发了鼠疫。疾病传入的路线无法逐只老鼠复原，河内早已连入一张足以输送大流行病的交通网。1902 年的捕杀总数同样无法证明这场行动阻止了更严重的疫情。证据容许的结论范围更窄：行动没能给出可信的风险下降指标，令官员忧虑的基础设施与流动网络仍未改变。

因此，仅用“激励扭曲”概括此事，准确，却不完整。赏金指标失灵，是因为鼠尾容易核验，鼠群和染疫跳蚤是否减少却难以确认。更深一层的政策失败，则来自行政机关以捕杀代替对整套系统的理解：下水道设计、食物与藏身地、交通、跳蚤控制、废物、工人安全，以及卫生资源分配不均的城市地理。后来，法国的捕鼠行动日益讨论如何让建筑、港口、管道、仓库和船只防鼠。这些工作更慢，目标落在栖息地与进入通道，关注点也从单纯庆祝尸体数字上移开。[4]

大展览宫照片适合作为封面，因为它把故事的上下两层重新放在一起。地面之上，到 1902 年 10 月，殖民政府的展览馆已经矗立在那里，以宏伟尺度展示秩序。地面之下，老鼠占据现代基础设施，工人抗拒污秽危险的劳作，官方表格则把接连送来的鼠尾当成了知识。河内的捕鼠赏金奖励了错误行动，也让一种错位显露出来：政府造出橱窗的速度，快过它看清自己造出的城市。

来源

1. Michael G. Vann，“Of Rats, Rice, and Race: The Great Hanoi Rat Massacre, an Episode in French Colonial History”，French Colonial History 4（2003），pp. 191–203——一篇经过同行评议的历史重建，涵盖下水道捕鼠行动、每日统计、劳工冲突、赏金制度和殖民档案。
2. Michael G. Vann 与 Liz Clarke，The Great Hanoi Rat Hunt: Empire, Disease, and Modernity in French Colonial Vietna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一部以史料为基础的图像史，收录原始文献译文和历史背景。
3. Marc Jason Gilbert，“Interview with Michael G. Vann”，World History Connected 15，no. 2（2018）——Vann 讲述 4 月至 7 月的档案、河内分区不均的基础设施、下水道与鼠患的关系、养鼠场、贩运，以及殖民控制的限度。
4. Peter Soppelsa，“Losing France's Imperial War on Rats”，Journal of the Western Society for French History 47（2021）——一项比较帝国史研究，讨论鼠疫传播、灭鼠行动、种族化归罪，以及政策向防鼠改造的转变。
5. Michael G. Vann，“Building Colonial Whiteness on the Red River: Race, Power, and Urbanism in Paul Doumer's Hanoi, 1897–1902”，Historical Reflections 33，no. 2（2007），pp. 277–304——一项经过同行评议的研究，分析殖民河内的种族与空间逻辑。
6. Aro Velmet，Pasteur's Empire: Bacteriology and Politics in France, Its Colonies, and the Worl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一部研究细菌学如何成为殖民治理手段的历史著作，并考察河内灭鼠行动与官方报告的证据限度。
7. Thomas Butler，“Plague history: Yersin's discovery of the causative bacterium in 1894 enabled, in the subsequent century, scientific progress in understanding the disease”，Clinical Microbiology and Infection 20，no. 3（2014），pp. 202–209——梳理 Yersin 于 1894 年识别病原菌及 Simond 于 1898 年开展老鼠—跳蚤传播研究的时间线。
8. Wikimedia Commons，“Exposition Hanoï 1902 — Grand Palais”——Pierre Dieulefils 摄于 1902 年 10 月 10 日的公版档案照片来源页，本文以该图作为封面。
9. Ivan Franceschini 与 Michael G. Vann，“The Great Hanoi Rat Hunt: A Conversation with Michael G. Vann”，Made in China Journal（2020 年 8 月 20 日）——Vann 谈档案数字的突然下降，以及殖民统计资料的低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