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2月1日清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的格莱诺大坝中央坝段崩塌。约450万立方米的水从宽约80米的决口涌出。水库在几分钟内泄空，灾难继续沿河谷向下游延伸。[1]

档案照片里，一排残存的支墩在决口旁戛然而止，下方的砌体仍清晰可见。[1] 这个早晨留下的疑问，也凝结在照片之中：一座大坝为何会失去中段，而相当一部分坝体依然屹立？

要理清那天早晨的经过，需要分别追踪三个过程：坝体怎样崩塌，泄出的水怎样奔向下游，以及人们怎样穿行在受灾的山谷里，逐步查明破坏的范围。每个过程都留下了不同的证据。

既有基座上的设计变更

最初的方案是一座重力坝，以厚重坝体自身的重量抵抗水压。美国垦务局出版的罗伯特·B. 詹森（Robert B. Jansen）所著《大坝与公共安全》记载，官方审查尚在进行，承包商就已将方案改为连拱坝。[2]

最终建成的大坝结合了两种受力方式。砌体基座封住峡谷最深处，上面建起较轻的钢筋混凝土坝体中央段，拱体将荷载传给支墩。两翼坝段则直接坐落在岩石上。沿坝顶重复排列的形状，掩住了下方承托条件的变化。[2]

詹森记述了材料与施工质量上的问题，包括在规定使用水泥砂浆的部位采用石灰砂浆，以及混凝土孔隙过多。大坝的强度还取决于图纸轮廓以外的细节：荷载必须经过实际的接缝和砌体传递。整齐重复的拱体，其受力仍受制于下方薄弱的承托部位。[2]

真正有待检验的是：水库蓄满之后，这种组合能否如设计者所预期的那样承受荷载。施工完成与性能得到验证，是两件不同的事；眼前已经落成的大坝，却容易让人把两者视为同一项成果。

裂口逐步扩大

大坝看守人留下了一份难得的溃坝目击证词。马尔科·皮洛蒂（Marco Pilotti）及同事在2011年的水力学重建研究中，依据他在庭审中的陈述，将最初崩塌的时间定在早上7:05。研究描述，先是一座支墩及相邻拱体倒下，此后又经历两个阶段的崩塌，决口随之扩大。看守人估计，水库泄空用了12–15分钟。[1]

这一过程为通常所说的“大坝溃决”补上了具体形态：承托部位接连失效，坝体逐步敞开。屏障出现缺口，水便开始外泄；中央坝段消失后，两翼仍能站立，库水则从中间泄出。

皮洛蒂团队对其中一些阶段之间的间隔作了估计。[1] 因而，崩塌的先后顺序有证词可据，若要逐秒还原，则需要研究者当时缺少的证据。

洪水沿河谷奔流

美国垦务局的2014年溃坝与洪水事件案例汇编草案，依据这项水力学研究及其他记述，将洪水抵达达尔福（Darfo）的时间列为约45分钟。汇编记载，洪水沿德佐河（Dezzo）造成破坏，随后继续顺奥廖河（Oglio）向伊塞奥湖（Lake Iseo）传播，这一段的损害较轻。其中估计死亡人数至少为356人，这个数字表明人数下限，不能据此认定所有遇难者都已逐一计入。[3]

仅凭距离，很难体会这场洪水的危险。汇编描述了一条陡峭、狭窄的行洪路线，并将此次洪水列为破坏性很强的事件。文中的水深和流速出自模型计算，并非当时在急流旁用仪器测得。地面遭冲刷、聚落被摧毁的照片，则从另一类证据中印证了洪水的破坏。[3]

洪水抵达与流量达到峰值，也需要分别辨认。模型能够给出某地最大流量出现的时刻，这一时刻与洪水最早抵达的时间未必重合。洪水在途中奔流的时间，能否成为人们采取行动的预警时间，还取决于有人识别危险、传递消息，并让消息抵达能够作出应对的人。汇编记载，这次事件没有预警。[3]

大坝一旦出现决口，灾难的范围便远远越过了坝址。在绵延数公里的山谷里，原本相隔遥远的地方，被奔涌而来的库水连在了一起。

逆流而上，追寻灾情

1923年12月3日的《贝加莫回声报》（L’Eco di Bergamo）头版，保存了人们查明灾情时遇到的困难。据报道，最初混乱的消息指向洛韦雷（Lovere）附近的一场灾难。报社人员先赶到那里，得知事情牵涉格莱诺大坝，又继续前往受灾聚落。[4]

抵达灾难源头之前，他们先在下游遇见了灾难的后果。报道写到沿奥廖河漂来的残骸、科尔纳（Corna）一带被毁的住宅和工作场所，以及受损的维亚马拉公路（Via Mala）。这条公路的破坏，让从卡莫尼卡谷地（Val Camonica）进入斯卡尔韦谷地（Val di Scalve）的交通受阻。记者需要绕行普雷索拉纳（Presolana）一带，从另一个方向接近灾区。[4]

这些记述同时留下了交通与消息传递受阻的证据。道路断裂，目击者和救援人员的行进、消息的传递都被拖慢。报纸对失踪者下落的疑问属于灾后最初的混乱，编录最终遇难者名册时，需要保留这份报道当时的认知限度。它的价值也正在于此：人们已经开始应对灾难，眼前的灾情却仍残缺不全。[4]

水退之后，追问崩塌的起点

后来的工程师能够检验材料和残存的混凝土，触发崩塌的最初位移却更难还原。美国垦务局2019年关于混凝土支墩坝的章节概述了官方解释：砌体基座沉降，引发异常应力；渗漏与石灰砂浆流失，被列为这一过程中的成因。该章同时指出证据的缺口：灾后观察到的基座大体完整，却缺少能够确定沉降幅度的灾前、灾后对照测量。[5]

这一保留意见不能据以证明大坝可靠。结构破坏已有记录可证，最初位移却缺少完整的测量资料。沉降解释最有力的依据，是薄弱基座与上方坝体受损之间的联系；它的薄弱之处，则是缺少对基座位移的测量。现存照片也无法补足这项测量。[5]

责任认定经历了更长的时间。恩里卡·贝卢科（Enrica Belluco）与路易吉·达德波（Luigi Da Deppo）在百年纪念文章中记载，业主 V. Viganò 与设计者兼施工负责人 G. B. Santangelo 于1927年被定罪；1928年，Santangelo 在上诉中因证据不足获判无罪。[6] 历史记述若停在初次判决，便会误述最终结果；而上诉之后，那些有待解释的物证仍然留存。

把这些区别保留下来，格莱诺的历史才能看得清楚。看守人的证词追踪坝体如何解体，洪水重建研究追踪水流如何穿过地形，报纸则追踪人们如何艰难地赶往灾区。这些材料共同还原了那个早晨：水库早已泄空，下游各地的人们仍在面对它释放出来的洪水。

资料来源

1. Marco Pilotti、Andrea Maranzoni、Massimo Tomirotti、Giulia Valerio，《1923年格莱诺溃坝：案例研究与数值模拟》（“1923 Gleno Dam Break: Case Study and Numerical Modeling”），《水力工程学报》（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137(4)，2011年，第480–492页——事件时间线、看守人证词、决口形成顺序及建模假设；布雷西亚大学提供的PDF。
2. Robert B. Jansen，《大坝与公共安全》（Dams and Public Safety），美国垦务局，1983年，第148–149页——设计变更、承托砌体及施工缺陷（PDF）。
3. 美国垦务局，《RCEM：溃坝与洪水事件案例汇编》（RCEM: Dam Failure and Flood Event Case History Compilation），2014年2月中期草案，第20–21页——格莱诺洪水传播、灾害后果、预警分类，以及水力计算结果与历史证据的区别（PDF）。
4. 《贝加莫回声报》（L’Eco di Bergamo），1923年12月3日头版——来自受灾河谷的同期报道；贝加莫大学保存的报纸扫描件（意大利语，PDF）。
5. 美国垦务局，《混凝土支墩坝风险分析》（“Risk Analysis for Concrete Buttress Dams”），2019年7月，E-5.10.1节，第E-5-18–19页——官方沉降解释及现存测量资料的局限（PDF）。
6. Enrica Belluco、Luigi Da Deppo，《1923–2023：格莱诺大坝溃决百年》（“1923–2023: The Centenary of the Gleno Dam’s Failure”），ICIRBM 2023——帕多瓦大学知识库收录的会议论文摘要，包含审判与上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