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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洛的公共卫生,必须顾及家庭收支

4 条来源 4 条一手来源 已翻译 2026年9月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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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C.-E.A. 温斯洛在书桌前工作的档案照片。

C.-E.A. 温斯洛在书桌前工作,档案照片转载自《耶鲁新闻》。来源未注明照片的拍摄日期。[2]

两名耶鲁大学本科生来到C.-E.A. 温斯洛(C.-E.A. Winslow)的实验室,带着一个实际的问题:公共卫生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职业?其中一人的父亲是知名的卫生行政管理者,连他也需要听人解释这个领域。温斯洛在1920年的演讲《公共卫生尚待开垦的田野》(The Untilled Fields of Public Health)中,以这次相遇开篇。这个行当研究细菌、检查水质、组织护理工作,可面对有意入行的年轻人,要说清它究竟做些什么,已经颇费周折。[1]

温斯洛最终给出的回答,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定义。不过,比起开头关于预防疾病、延长寿命的表述,通向这一定义的过程更能揭示他的思路。他沿着一连串尚未完成的工作往下追问:发现疾病之后,要帮助家庭获得治疗;再往下,又会碰到家庭收入的限制,健康建议再好,也难以照办。沿着这条线索读下去,他的定义便赋予公共卫生一项责任:组织各方力量,让预防工作具备见效的条件。[1]

这篇文献也有令人不安之处。在论证物质支持的必要性时,温斯洛同时借助关于遗传的预设来描述贫困家庭。读完整篇演讲,既要考察它的承诺覆盖多远,也要审视它如何评判那些承诺要服务的人。

从学校检查中逐渐展开的定义

温斯洛于1920年1月2日在圣路易斯发表这篇演讲;一周后的1月9日,《科学》(Science)将其刊于第23–33页。本文依据期刊原始扫描件细读,也一并考察第30页定义前后的段落。[1]

当时,他所在的机构成立不久。耶鲁大学在1915年设立公共卫生系,主持工作的温斯洛是一位细菌学家,没有医师身份。耶鲁的校史记载,他把实验室工作与社区工作连在一起。1919年,他创办纽黑文示范卫生中心,护理工作让这种联系有了具体的实践形式。[2]

演讲中最有说服力的论证来自学校医疗。第27页,温斯洛回顾波士顿在1894年开展的学校医学检查,当时的目的是发现传染病。最初的任务着眼于保护其他学生:找出受感染的孩子,防止疾病传给同学。但检查也发现了牙齿、视力和听力方面的问题。面对这些情况,学校还须采取隔离之外的办法。[1]

接着,又有一项工作有待完成。发现一种可治疗的病症之后,还得有人帮助孩子得到治疗,检查才有实效。温斯洛写道,学校护士跟进到孩子家中,与家长共同处理问题。然而,即使家长愿意配合,也有拿不出治疗费用的时候。于是,他的论证又向前走了一步,谈到了学校诊所。[1]

这一层层推进的过程很有分量。前一项工作尚未做完,新的责任便随之而来。检查带来信息,护士帮助人们依据这些信息采取行动,诊所则在费用挡住求医之路时,让孩子有机会接受治疗。在我看来,温斯洛拓展这个职业的办法,就是追问首次干预之后发生了什么。只要孩子还需要帮助,公共卫生与个体医疗之间那条界线,就很难守得分明。

及早就医的费用问题

到第28页,温斯洛从学童转向医疗服务的组织方式。他提出几项要求:各专科医生须协同工作;有组织的医疗服务须覆盖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付费方式须鼓励人们在病情难以忍受之前就来求医。就医的早晚,部分取决于费用如何安排。[1]

至于具体采用怎样的制度,他留下了讨论余地。联合执业、疾病保险和国家医疗制度,都是文中相互竞争的方案。他也承认,各地可以发展出不同的安排。这篇文章为重组医疗服务提出了目标,同时保留了有关付费方式的争论。[1]

这一区分让演讲至今仍值得阅读。人们赞成及早求助,却也可以同时维持一套促使患者拖延就医的付费制度。温斯洛的追问把其中的矛盾摆了出来:要让期待中的行为成为现实,哪些条件必须改变?

第30页的定义,将这番推论收束在一个长句中。其中两个要紧的表述是“有组织的社区努力”(organized community efforts)和“社会组织与制度安排”(social machinery)。两者之间,列举了环境卫生、传染病控制、教育,以及医疗和护理服务。句末又写入了足以维持健康的生活水平,并将其覆盖范围延伸到“每一个人”(every individual)。家庭收支因此进入了公共卫生的定义:前面的论证已经说明,面对物质匮乏,服务和指导也有力所不及之处。[1]

承诺中的平等与评判中的等级

温斯洛也用数字来论证,不过这些数字须放回其历史出处中理解。在第29页,他引用约翰斯敦的一项调查,记述其中一个城区的婴儿死亡率为每1,000名出生婴儿中有271名死亡,全市为每1,000名中有134名,而死亡率最低的城区为每1,000名中有50名。这些都是演讲引用的历史数据,与当代估算有别,本文也未对其另行分析。[1]

这组对照让生活条件的不平等显现出来,单凭它仍不足以辨明各种成因。温斯洛明确承认,贫困与疾病相互关联,疾病也会减少收入。然而,他又援引贫困家庭有所谓遗传缺陷的说法,使用了“低劣的原生质”(poor protoplasm)这一措辞。这样一来,讨论物质需要时,也掺入了对人的价值和能力的等级划分。[1]

有两种读法需要放在一起。一种着眼于他提议的广度:在匮乏与疾病酿成危机之前,社区资源就应当用于维护健康。另一种则留意到,援助又如何轻易伴随着专家的评判,而受助者如何被说成自身有所欠缺。文本同时支持这两种观察。面向所有人的承诺,与关于遗传的预设并存;他的预防性支持主张具体而实在,也同样留在文中。

死亡率的差异,也不足以证实他的遗传论解释。就文中呈现的数字而言,这一解释缺乏证据。细读时,可以保留他对生活水平不足的追问,同时拒绝将不利处境径直归因于所谓遗传缺陷。

与现代公共卫生对读,可以看清两者的差别,同时保留当代实践源流的多样性。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介绍2020年修订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框架时,明确将贫困、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及其他结构性障碍列为健康公平的阻碍。这种表述把注意力引向有待消除的障碍,也为审视这篇早期文章中隐含的评判提供了参照。[4]

谁来承担这些工作?

界定使命之后,温斯洛列出完成它所需的人员:医生、护士、细菌学家、流行病学家、工程师、统计学家和社会工作者,此外还有检查员和行政管理人员。他笔下的公共卫生护士,要能在医生未作直接指导时自主判断,也要把患者放回家庭和社区之中理解。这个涵盖广泛的定义,由此带出了培训与协作的问题。[1]

耶鲁后来的校史记载了这种广度在教育中的具体体现:温斯洛担任系主任的前十年间,一个向未受过医学训练者开放的培养项目,已有毕业生取得公共卫生证书、哲学博士(Ph.D.)和公共卫生博士(Dr.P.H.)资格。公共卫生需要多种专业知识,因为它拟承担的工作横跨多类机构。[3]

最后,再回到那个学童身边。检查已经结束,问题已有名称,家长也理解了建议,治疗却仍未必触手可及。温斯洛留下的长久追问是:到了这一步,谁还负有责任?他的回答让尚未完成的工作显现出来。读完整篇文章,也会提醒我们,既要看这份责任延伸到多远,也要考察人们以怎样的方式承担它。

来源

  1. C.-E.A. 温斯洛,《公共卫生尚待开垦的田野》(“The Untilled Fields of Public Health”),《科学》(Science)第51卷,第1306期(1920年1月9日),第23–33页——演讲原文;重点参见第27–28页关于学校医疗与付费的讨论、第29页关于贫困与遗传的讨论,以及第30–31页的定义与人员构成。期刊扫描件由范德堡大学托管。
  2. 史蒂夫·肯珀(Steve Kemper),《公共卫生巨擘:纪念在耶鲁开创公共卫生事业的人》(“Public health giant: Remembering the man who launched public health at Yale”),《耶鲁新闻》(Yale News)(2015年6月2日)——公共卫生系历史、纽黑文示范卫生中心,以及本文使用的档案照片。
  3. 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温斯洛奖章》(“The Winslow Medal”)中的“C.-E.A. 温斯洛是谁?”(“Who was C.-E.A. Winslow?”)一节——校方对温斯洛教育项目及其最初十年毕业生的记述。
  4.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社区规划与健康评估》(“Community Planning and Health Assessment”,2026年7月9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框架、2020年修订,以及妨碍健康公平的结构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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