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史上，医生曾有意让患者染上一种感染，用来治疗另一种感染。单看这句话，疟疾疗法会被推向两种形象：野蛮行径，或医学奇迹。实际历史更复杂，也更凌乱。

这项疗法针对麻痹性痴呆（general paresis），也就是晚期梅毒中破坏性极强的神经精神类型，当时常被称为“精神病人全身麻痹”（general paralysis of the insane）。患者会出现妄想、认知衰退、震颤、无力、瘫痪，直至死亡。有效疗法问世前，这项诊断让精神病院的床位挤满患者，分量近似一纸判决。1917 年，维也纳精神科医生尤利乌斯·瓦格纳-尧雷格（Julius Wagner-Jauregg）开始给患者接种疟疾，希望反复高热能够截断病程。十年后，诺贝尔委员会因此授予他奖项。[1][2][4]

这段历史逐渐有了两种解释。第一种认为，疟疾治疗方案首次让这种原本致命疾病中相当一部分患者回到家中和工作岗位。第二种认为，已发表的缓解率混入了经过筛选的患者、伸缩不定的诊断、组合治疗、短期随访和机构权力，因而无法说明疟疾本身究竟贡献了多少。病历更可靠地记录了整套方案之后出现的缓解；至于疟疾的独立作用和可信缓解率，证据远没有同样坚实。这些记录解释了为何一种疗法在当时合乎理性，后来却得到了一种比证据更笃定的声誉。[1][3][4]

从发热观察到患者之间的接力

早在 1887 年，瓦格纳-尧雷格便提出用发热性疾病对付精神病。疟疾吸引他，有一个实用原因：与许多感染相比，医生相信所需的几轮高热过后，可以用奎宁终止疟疾。他的第一组病例始于 1917 年，感染源是一名间日疟士兵的血液；这种疟疾通常与 Plasmodium vivax（间日疟原虫）有关。[1][4]

就连这项奠基性结果，也会随记述来源而改变形状。瓦格纳-尧雷格在 1927 年的诺贝尔演讲中称，九名患者有六人得到大幅缓解；十年后，三人的缓解仍未中断，并已回到原来的职业。一篇 2013 年的历史综述对同一组早期病例作了另一种记录：一人死亡，两人转入精神病院，六人起初好转，后来四人复发，最终留下两例完全康复。[1][4] 这处落差究竟来自随访、分类还是来源冲突，它都揭开了此后始终伴随这项疗法的问题：怎样才算缓解？在何时测量？出院等于康复吗？后来的复发又该怎样改变对早先成功的判断？

上方的 1934 年照片，把这套系统定格在一间诊疗室内。诊所可以使用受感染的蚊子，直接转移血液则能让医院把同一疟原虫株从一名患者传到下一名患者。[1][3][7] 画面如此拥挤，是因为治疗绝非一次注射即可完成：诊断、接种、发热观察、护理、奎宁，以及通常还会加入的一种含砷抗梅毒药，都要协调在一起。

解释一：整套方案带来了足以改变人生的缓解

要理解支持疟疾疗法的最有力论据，应先看未经治疗的病程，再看今天人们对这项操作的厌恶。麻痹性痴呆通常致命；中枢神经系统一旦受累，当时已有的含砷药和汞剂疗效很差；自发康复又很少见，少数重返高要求工作岗位的患者因而格外醒目。一种疗法即便危险痛苦，只要优于这样的病程，在当时便足以赢得青睐。[1][4]

此后的证据也没有永远停留在瓦格纳-尧雷格的九名患者上。他在演讲中写道，患者交替接受单独的疟疾治疗，或疟疾治疗后再用新胂凡纳明（neoarsphenamine）：前一组的完全缓解率为 25%，后一组为 48.5%，死亡率分别为 18.7% 和 12%。[1] 一篇汇总截至 1926 年 35 项研究的综述发现，27.5% 的患者完全缓解，26.5% 部分缓解，46% 死亡或没有变化。[4] 各项研究使用的类别和分母彼此不同，但与以往对病情持续恶化的预期相比，这个信号仍然很大。

因此，1927 年的诺贝尔奖授奖词把实际康复率概括在约 30%，最好的报告则接近 50%。[2] 这也解释了疗法为何传播到欧洲、美洲、非洲、亚洲和澳大利亚。对精神医学而言，它带来的变化既属临床，也属观念。一个收治于精神病院的综合征有了已知的感染性病因，看起来还能对生物医学干预作出反应。疟疾疗法由此削弱了治疗虚无主义，即精神病院只能注视病人衰退、极少能够逆转病程的信念。[4]

把这种反应简单归为非理性，会使历史失去难度。医生面对的是致命疾病，他们目睹一些患者发生显著变化，手中又没有疗效相当的替代方案。治疗的危险清晰可见，放任病程发展的危险同样如此。严肃的史学问题落在另一处：在紧急情势下有理由尝试，后来如何变成了对“治愈”统计数字的笃信。

解释二：报告中的缓解率无法分离疟疾本身的作用

最初的试验没有为因果问题给出清楚答案。瓦格纳-尧雷格此前做结核菌素实验时用过交替分配和对照组，早期疟疾病例系列却没有设置对照。后来的报告经常把接受治疗的患者与早年入院者比较，而诊断实践、护理、营养和可用的抗梅毒药都已发生变化。[3] 患者在疟疾治疗后出现好转，原因仍可来自其他环节，疟疾本身也未必起决定作用。

第一重问题在组合疗法。疟疾感染用奎宁终止，随后通常还要使用新胂凡纳明或锥虫胂胺（tryparsamide）。只有被判断为足以熬过诱发高热的患者才会接受治疗，同时得到密集的医疗与护理。疗效改善时，这些病例系列无法把发热的作用同含砷药、奎宁、更好的支持性照护、病情自然波动或几者共同作用区分开来。[1][3]

第二重问题在患者筛选。瓦格纳-尧雷格承认，病程较早者疗效更好；他还报告过一个缓解比例异常高的亚组，这组患者在入院时便因有望取得良好结果而被挑选出来。[1] 其他地方的临床医生则排除严重虚弱或患有心脏、肾脏和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因为他们很难熬过疟疾。这种床旁分诊合乎常理，同时使治疗组比充当对照的早年患者更健康。[3]

第三重问题在诊断。治疗资格从麻痹性痴呆扩展到更宽泛的“神经梅毒”，其中包括病程更早、程度更轻，或只有实验室检测阳性而没有症状的人。如果新诊所治疗的是更早期患者，或原本就不会经历旧式精神病院病程的人，改善后的出院统计所测量的便与疟疾疗法出现前死亡率中的人群不同。[3]

这些质疑在当时已经存在。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的临床医生已经批评随访太短、采用历史对照、忽略自发缓解、混合不同诊断，以及报道过于热情。1932 年，英国精神科医生 Benjamin Reid 对一组患者随访六至九年，发现最终只有 12% 仍在世且精神状况良好；他依然认为疟疾有用，但主张更长时间的观察会削弱乐观判断。他的患者通常还接受了锥虫胂胺辅助治疗，因而这份更谨慎的估计同样无法分离疟疾的作用。[3]

蒙特帕克病历把发表的缓解率送上审判席

近期一项档案研究把争议呈现得格外具体。历史学家 Alison Clayton 将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蒙特帕克医院（Mont Park Hospital）公布的疟疾治疗统计，与 1927–1928 年的入院登记、出院记录、尸检档案和验尸官材料逐项对照。精神科医生 Reginald Ellery 名单上的 90 名患者中，她找到了 98% 的相关记录。[3]

Ellery 公开发表的成绩十分惊人：76% 有所改善，42% 出院，没有死亡归因于治疗。合并数字遮住了差异悬殊的人群。到 1929 年 6 月，29 名自愿入院患者中有 25 人出院，出院率为 86%；他们通常病程更早、身体更健康，社会经济位置也不同。59 名非自愿入院患者中只有 13 人出院，比例为 22%；这一组与用作历史基线的旧式精神病院患者更为相似。[3]

死亡记录更棘手。1928 年接受治疗的 59 名非自愿入院患者中，从当年年初到 1929 年 6 月共有 14 人死亡，其中四人在接种后六周内死亡。时间上的接近无法证明每例死亡都由疟疾引起，Clayton 也没有作此断言。它确实说明了为何“没有治疗相关死亡”的公开说法需要审查，尤其是 Ellery 在数份验尸官报告中省略了疟疾治疗，另有一名未列入他名单的患者在接种两周后死亡。[3]

蒙特帕克的材料无法替每个国家的每家医院作出定论。它只是一处地方档案，Clayton 也明确没有证明疟疾疗法在所有地方都无效。它的力量在别处：研究逐名患者展示，患者筛选、诊断漂移、辅助治疗、结局标签和少报死亡，都曾真实运行于一个备受赞誉的项目内部，把报告数字推向了表面上的成功。[3]

伦理争议不能折叠进疗效争议

这里有一种很诱人却站不住脚的对称：疟疾若有帮助，实验便属正当；统计数字若被夸大，实验便是虐待。疗效与伦理无法如此整齐地相互抵消。

麻痹性痴呆会损害作出有效同意所需的认知能力，许多接受者又被关在精神病机构内。在蒙特帕克，现存资料没有显示依法收治的患者或其亲属曾经同意治疗；自愿患者留下的至多是默示同意。丹麦要求患者或家属书面同意，这项规定罕见得格外醒目。[3] 一部人类挑战研究史指出，蓄意感染本身不能直接决定伦理结论；核心问题包括知情同意不足、利用弱势人群，以及风险能否得到正当解释。具体到疟疾疗法，它质疑患者的同意能力，也质疑青霉素问世后疗法仍在继续使用。[5]

因此，历史上的绝境解释了这项疗法的吸引力，却补不上缺失的同意。同样，存疑的同意也无法证明每次缓解都是自发产生。疗效问题追问病情因何好转、好转幅度多大；伦理问题追问让这些患者暴露于感染是否正当、是否出自其选择。即使确有疗效，也不能代替他们回答第二个问题。

青霉素既换了药，也重写了比较标准

到 1940 年代，青霉素可以直接攻击致病细菌，让人体免受第二种感染。蒙特帕克从 1945 年起开始用青霉素治疗神经梅毒；1947 年后的报告里不再出现疟疾疗法，这项疗法约在 1950 年于当地结束。[3] CDC 当前指南建议成年神经梅毒患者使用水剂结晶青霉素 G；有意感染疟疾在临床上已经没有位置。[6]

这一转变让最公允的判断更加清晰。把疟疾疗法当作碰巧获奖的江湖医术，会遗漏关键历史。报告中的缓解挑战了麻痹性痴呆只能不断恶化的预期；几乎可以确定，一些患者在接受整套方案后病情有所好转。可是，奠基性证据无法从治疗与照护的整个方案中可靠地分离出疟疾的贡献。

赞颂式历史把广泛采用误当作有效测量。怀疑式历史最有力量的部分，在于指出报告中的缓解无法给出清楚的因果估计；一旦把有偏测量直接当成零疗效的证据，它同样走到了材料之外。病历在两者之间留下更有用的一课：一个陷入绝境的领域终于看到患者好转时，应先建立足以承受这份主张的比较，再把希望写成整齐的百分比。

来源

1. Julius Wagner-Jauregg，〈The Treatment of Dementia Paralytica by Malaria Inoculation〉，诺贝尔演讲，1927 年 12 月 13 日——关于 1887 年提议、1917 年早期病例、治疗次序、比较性主张、患者筛选和未决作用原理的一手记述。
2. Nobel Prize，〈Award Ceremony Speech: Physiology or Medicine 1927〉——当时官方对疟疾疗法实际康复率及授奖理由的表述。
3. Alison Clayton，〈Malaria therapy for neurosyphilis at Mont Park Hospital for the insane in Australia, 1927–1928〉，《History of Psychiatry》37(2)，2026 年（2025 年 12 月 30 日首次在线发表）——将名单所列 90 名患者与医院记录逐项比对，涵盖患者筛选、诊断漂移、辅助治疗、同意、出院、死亡和报告差异。
4. Cynthia J. Tsay，〈Julius Wagner-Jauregg and the Legacy of Malarial Therapy for the Treatment of General Paresis of the Insane〉，《Yale Journal of Biology and Medicine》86(2)，2013 年——对早期病例、国际传播、同期汇总结局及精神医学反应的历史综述。
5. Euzebiusz Jamrozik、Michael J. Selgelid，〈History of Human Challenge Studies〉，收录于《Human Challenge Studies in Endemic Settings》，2021 年——蓄意感染的伦理史，内容包括疟疾疗法、同意能力、治疗预期和青霉素带来的分界。
6.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Neurosyphilis, Ocular Syphilis, and Otosyphilis〉，《STI Treatment Guidelines》——成年神经梅毒当前的诊断背景和青霉素推荐方案。
7. CDC Public Health Image Library，图像 26350（1934）——本文题图的机构记录与高分辨率来源，照片中尤利乌斯·瓦格纳-尧雷格正在监督发热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