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照片中的男子手握两种鼠疫防控工具。一只手挂着弹簧夹，另一只手提着金属捕鼠容器。行动记录补出了这些物件背后的信息系统：捕获的动物会先按地点贴上标签，再接受实验室检查。他身后，一辆汽车停在洛杉矶一处粗陋的院落里。这张照片出自一批1924年的档案，内容涵盖疫情地点、鼠道、工作队、捕鼠器和修缮后的建筑。[2][6]

照片里的他，出现在整段历史中最像传染病暴发的阶段之后。洛杉矶开始拍摄捕鼠员时，一条肺鼠疫传播链已经穿过多个家庭、一间寄宿屋，并传给照护者、救护车司机和一名神父。封锁线随即围住了今天联合车站附近、以劳工为主的梅西街区。患者与接触者被送往洛杉矶县总医院。覆盖整个街区的隔离在 1924年11月13日 解除。[1][3]

然而，绳索撤下后，紧急状态仍在，只是尺度发生了变化。迅疾的呼吸道疫情转为一场漫长行动，对付染疫老鼠、跳蚤、食品储藏处、木地板、双层墙、垃圾、货运场和城市港口。联邦政府的积极参与一直持续到 1926年6月30日。[2] 因此，洛杉矶的鼠疫至少有两个终点：一个属于人际传播，另一个属于那些足以让传播卷土重来的城市条件。

10月1日：动物感染变成人际传播链

州调查人员追溯出的最早病例始于 1924年10月1日。一名55岁的墨西哥裔劳工出现腹股沟淋巴结肿大；后来的记述称他为赫苏斯·莱洪（Jesús Lejun），档案中的拼写并不统一。当时医生将其诊断为性病病灶，未能识别出鼠疫引发的淋巴结肿大。他的女儿几乎同时发病，并于 10月5日 死于当时所谓的大叶性肺炎。调查人员后来认定，她最初罹患的是腺鼠疫，感染随后侵入肺部，由此打开了呼吸道传播的机会。[1][2][3]

这一区分十分重要。腺鼠疫通常始于感染鼠疫耶尔森菌（Yersinia pestis）的跳蚤叮咬。感染进入肺部后可发展为肺鼠疫；肺鼠疫患者在近距离接触中能够通过含菌呼吸道飞沫继续传播。洛杉矶这组病例，后来成为美国最后一次得到确认、且持续发生人际传播的鼠疫疫情。[5]

莱洪家距 克拉拉街742号 的一间寄宿屋只有半个街区。疾病沿着家庭生活、护理、葬礼与日常接触不断累积。10月29日，一名医生致电市卫生官员和县医院，报告梅西街与附近贝尔维第花园有数人病势危重。次日又发现13名症状相近的患者，他们都有高热、胸背疼痛、血痰和发绀。10月31日，一名死者的肺组织中检出形态符合鼠疫特征的杆菌。距离第一人发病已近一个月，诊断终于明确。[1][2]

当时几乎没有有效治疗。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重建美国鼠疫记录后发现，在抗生素于 1942年 首次用于鼠疫治疗之前，结局已知的肺鼠疫报告病例中有93%死亡。[5] 抗血清于 11月5日 运抵洛杉矶，但留存记录显示，可供使用的时间和范围都极为有限，官员也怀疑它对肺鼠疫的疗效。[1] 在这样的处境中，寻找病例、隔离接触者和阻断暴露本身，就是打断传播链最有希望的干预手段。

11月2日：城市封锁一个街区

11月2日凌晨1时，洛杉矶将梅西街约八个街区划入隔离区。当时记述估计，区内约有1,800至2,500人，以墨西哥裔居民为主。警卫限制人员流动；公共卫生护士逐户检查；县政府发放七天的食物配给；疑似患者则被送往医院。官员还收治了 114名已知接触者 留观，无一人后来罹患鼠疫；另有 82人 因疑似染疫入院，等待诊断明确。[1][2][3]

各项来源对最终的人类伤亡数字没有统一说法。阿瑟·维塞尔蒂尔（Arthur Viseltear）在1974年的重建中，统计了10月至11月集中暴发期间30例肺鼠疫死亡，其中28人为墨西哥裔居民，2人为白人居民。[1] 弗农·林克（Vernon Link）1955年出版的美国公共卫生署专著采用了截至 1925年1月10日 的较长时段，书中两处数字接近却互有出入：一处记载32名肺鼠疫患者、30人死亡，另一处记载33例、31人死亡，此外还有8例被归为腺鼠疫。[2] 2023年的一篇考古学综述，则统计了10月至次年1月五起相关疫情中的至少39例死亡。[3]

这些数字各有统计口径，不能直接互换。差异来自时间范围、首名患者究竟按最初的腺鼠疫分类，还是按他在肺鼠疫传播链中的位置计算，以及后续与啮齿动物相关的病例群是否纳入主要疫情。比强求一个单一数字更可靠的事实是：10月的呼吸道传播链致死率极高，受害者高度集中在墨西哥裔社区，后续人类病例也没有再以同样方式蔓延全城。

主要的肺鼠疫疫情被认为已受控制后，覆盖整个街区的封锁线于 11月13日 撤除。后续病例只引发单栋住宅隔离，城市没有再封闭整片街区。[3] 若问题是“失去控制的人际传播何时停止”，这一天可以算作合理终点。若追问“洛杉矶何时才停止在建筑下方的动物中发现鼠疫”，时间线还要继续向后延伸。

11月6日：地图移到地板之下

大规模灭鼠行动始于 11月6日。全市被划为多个工作区，捕鼠员、投毒员、检查员和拆除队分区行动。捕获的老鼠、小鼠与松鼠按地点贴上标签，再送往专设实验室。照片中捕鼠员手提的容器正属于这套信息系统：地址能让一只死鼠从单纯的数量记录变成定位线索，再结合实验室结果，便能指出需要调查的疫源点。[2][6]

从11月6日到 1925年5月13日，实验室共检查 106,951只老鼠，其中187只感染鼠疫；另检查16,094只松鼠，其中9只感染；还检查3,812只小鼠，未检出感染。阳性老鼠不只出现在住宅附近，也见于养猪场、肉类加工厂和工业城市弗农。动物宿主越过了曾经限制人类疫情的边界。[2]

防控行动随之越过了捕杀本身。工作队拆除木地板、双层墙与天花板中适合老鼠藏身的空间。食品仓库被要求铺设混凝土地面，并封护各处开口。垃圾和动物饲料必须与啮齿动物隔开。铁路货场、仓库、码头和外运货物都接受检查，并视情况设置捕鼠器、投毒或熏蒸。圣佩德罗一处养猪场在附近发现染疫老鼠后被拆除，其他建筑则接受修缮。[1][2][3]

第二阶段进展较慢，因为证据的含义已经改变。出现血痰的患者可以立即触发隔离；染疫老鼠能够标出一处局部疫源，一次捕获阴性却不足以证明整个区域已经摆脱鼠疫。成效只能从反复捕获与实验室检测、阳性动物减少，以及降低老鼠重新栖居机会的实体改造中逐步判断。监测工作自然延续到最后一名有明显症状的患者之后。

12月22日：鼠疫变成一场港口之争

这场行动也暴露出公共卫生体系内部的分裂。市、县、加州与联邦官员共享专业知识，却在权力归属、实验室能力、经费和信息发布上争执不休。洛杉矶一直以宜人健康的气候宣传自身，旅游、贸易和不断扩张的港口都是城市经济所系。承认鼠疫会损害商业声誉，淡化疫情又会放任疾病蔓延，并招来更严厉的外部隔离。[1]

11月15日，加州卫生部门负责人沃尔特·迪基（Walter Dickie）警告市政领导人，即使只有鼠疫嫌疑，也足以让船只停航、货物滞留。市议会拨出250,000美元用于防控，金额是他所要求的一半。12月22日，美国公共卫生署将圣佩德罗列为鼠疫感染港，当时滨水区尚未发现染疫老鼠。港区第一只阳性老鼠直到 12月29日 才在约四英里外的一处养猪场捕获。[1]

这项命令至今仍有两种读法。第一种着眼于不确定风险下的预防：货运、工人和啮齿动物把城市与港口连在一起，等到码头出现阳性结果时，时机已经太晚。第二种将它视为行政权力争夺中的联邦杠杆，因为公共卫生署官员认为加州的行动缺少人手和严格的实验室管理，希望扩大联邦角色。维塞尔蒂尔对档案的重建显示，这两股压力同时存在，命令既受科学风险判断影响，也来自官僚体系之间的角力。[1]

到 1925年中期，联邦公共卫生署已经接管行动指挥。捕鼠、实验室监测、公众会议、清运垃圾和建筑防鼠改造由此扩展成全市项目。林克的官方记载显示，行动共拆除412,587平方码的木板，运走1,400卡车垃圾。据其估算，业主完成的防鼠改造价值超过300万美元；在约19个月里，整场行动令洛杉矶支出近400万美元。[2]

种族化城市中的真实病例群

这次隔离的地理依据一直存在争议，因为疾病分布图与种族分布图彼此重叠。2023年的考古学综述认为，当局在人类病例出现后才封锁相应地点；附近的唐人街因没有病例而未被纳入；许多建筑接受了防鼠改造，并未被夷为平地。[3] 按照这一解释，最初边界源于聚集出现的呼吸道疾病，族裔身份本身没有单独画出那条线。

历史学家艾米莉·阿贝尔（Emily Abel）则把这些行动放进洛杉矶一项延续多年的政策之中：墨西哥裔和菲律宾裔居民长期被视为公共卫生负担，也被当成随时会遭排斥的外来者。她指出，官方报告反复强调患者族裔，把原因归咎于社区“不洁”；隔离、房产拆除及后续卫生政策，最终都落在早已被挤入危险住房与工作环境的群体身上。[4] 1955年的官方专著也无意间保留了这种行政目光：它按墨西哥裔家庭数量描述每个感染区，还在疫区对墨西哥裔居民施加特殊身体检查规则。[2]

现有证据把两项判断并列在一起：疫情真实存在，应对过程同样留下了责任与不平等。一条真实的肺鼠疫传播链要求当局迅速寻找并隔离病例；执行这些措施的机构又以种族划分和描述人群，在紧急状态来临前容忍工业危害与过度拥挤的居住环境，并在感染出现后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权力。疾病的分布可以解释边界为何画在那里，却无法单凭这一点判断执法是否平等，以及边界消失后官员选择重建什么。[2][3][4]

因此，捕鼠员照片的说明文字值得仔细斟酌。它记录了实际的监测工作，画面背后的城市却早已布满权力差异，这些差异也进入了公共卫生行动。这场行动使隐蔽的动物感染有了可定位的地址，也帮助阻止了又一次城市人群疫情。同时，住宅、身体和街区都成了受检对象，执掌检查权的机构所作判断始终受其所处城市影响。

1926年6月30日：第二个终点

联邦政府的积极参与于 1926年6月30日 结束，留下的建议包括常规捕捉啮齿动物并送往实验室检查、采用防鼠建筑、清除藏身处、保护食品经营场所，以及建立现代垃圾收运体系。[2] 紧急行动从此转入市政日常维护。

从全美看，流行病学分布也在改变。CDC对1900年至2012年间美国1,006例鼠疫病例的分析，将1900—1925年定义为港口城市疫情时期，并将洛杉矶这次疫情列为其中最后一场人际传播的肺鼠疫事件。1925年以后，报告病例变得更少，并向西部内陆乡村转移；鼠疫耶尔森菌则持续存在于野生啮齿动物的生态之中。[5] 洛杉矶切断了呼吸道传播链，鼠疫依然留在北美大陆。

两个终点让这场行动的成效更加清楚。11月的封锁针对当下能够相互传染的人群；延续至1926年的工作，则针对跳蚤、老鼠、货运、食物与建筑再次聚合成同一场危机的风险。一个终点以相关新患者不再出现为标志；另一个终点所留下的，是一座城市逐渐把住房和动物监测纳入传染病防控，过程并不均衡，也带着强制色彩，同时确实产生了效果。

来源

1. Arthur J. Viseltear，〈The Pneumonic Plague Epidemic of 1924 in Los Angeles〉，Yale Journal of Biology and Medicine 47(1)，1974年——依据档案重建人类疫情、机构间冲突、港口命令与灭鼠行动。
2. Vernon B. Link，A History of Plagu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ublic Health Monograph No. 26（美国公共卫生署，1955年），第VIII章——关于隔离、动物检测、建筑拆除与防鼠改造的官方病例时间线和行动数据。
3. Marc A. Beherec，〈The Archaeology of Macy Street and the 1924–1925 Los Angeles Plague Outbreak〉，Proceedings and Papers of the Mosquito and Vector Control Association of California 91(1)，2023年，第162–173页——结合考古与文献，重新评估社区条件、隔离边界与建筑工程。
4. Emily K. Abel，〈Only the Best Class of Immigration: Public Health Policy Toward Mexicans and Filipinos in Los Angeles, 1910–1940〉，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4(6)，2004年——分析疫情及其后续影响所处的种族化公共卫生政策历史。
5. Kiersten J. Kugeler等，〈Epidemiology of Human Plagu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2012〉，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21(1)，2015年——重建全美病例，界定临床类型，统计抗生素问世前的死亡率，并梳理疫情从港口向西部乡村的转移。
6.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班克罗夫特图书馆，〈Rat-trapper, with spring traps and rat container〉，BANC PIC 1988.052:029--PIC，1924年——文章图片的馆藏目录记录与扫描件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