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例人类心脏移植留在公众记忆里的形状，常常是一场胆识惊人的手术。回到巴纳德自己在 1967 年 写下的报告，文本展开的方向很不一样。[1] 它当然有戏剧性，只是那份戏剧性主要来自程序本身，个人气魄退居其后。供体要先在脑死亡判定框架仍未固定成法律语言之前，进入可使用状态；一颗心脏要在转运、降温、再灌注与吻合之间，穿过一条按分钟计算的生存通道；接着，受体还要撑过足以保护移植物、同时又足以放大感染风险的免疫抑制方案。[1][2][5]

也正因为如此，这份报告在 2026 年 仍然值得细读。它展示的呈现的是一门学科在公众注视下，第一次把自己仍未解决的问题摊开。后来的机构性叙述把故事压缩成一句极有力量的话：1967 年 12 月 3 日 清晨将近 6 点，路易斯·沃什坎斯基胸腔里的新心脏，在格鲁特舒尔医院被电击后重新启动。[3] 巴纳德的原始文章把镜头推得更近。它关心相容的红细胞抗原，相邻的两间手术室，食管中段温度，灌注间隔，引流管，类固醇剂量，以及细菌学拭子。[1]

本文的核心判断落在这里：这份报告的重要性，更多落在它怎样记录三条仍未稳定的边界，使读者能把它看作一份边界档案，不再只当作手术勇气纪念碑。第一，它显示了团队怎样在正式脑死亡标准尚未成形时处理供体死亡判定。[1][2][3] 第二，它把心肌保存写成一笔以分钟为单位结算的时间账，让技术奇迹回到灌注、温度与计时的秩序里。[1][3] 第三，术后页面清楚地表明，早期移植时代先证明了手术本身，感染与排斥之间的平衡却还远远没有成熟。[1][5]

题图采用开普敦大学心脏移植历史页面里的格鲁特舒尔医院手术室档案照片。[3] 它放在这里很合适，因为这篇原始报告里挤满了系统性细节。第一例心脏移植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外科医生和一把刀，它同时也是灌注机器、温控、手术室布局、配血、无菌程序，以及一支在同一时钟上运转的大团队。

在传奇定型之前，先把时间锚点摆清

1. 这份报告把死亡写成一道操作阈值，处在判定框架尚未稳固的时刻

巴纳德文章里最值得放慢的一点，是他怎样写供体。[1] 今天的叙述习惯，往往会很自然地使用脑死亡一词。开普敦大学的历史页面也写道，Denise Darvall 在车祸后被判定为脑死亡。[3] 可巴纳德自己的报告并没有那样从容，因为这套判定框架当时也没有那样从容。他写得很具体：当供体的心电图连续 5 分钟 没有活动、自主呼吸消失、反射消失之后，团队才注射肝素、打开胸腔、进入保存流程。[1]

这套写法的重要性，在于它把一个过渡时代原样留在纸面上。[1][2] Hoffenberg 在后来那篇 BMJ 回顾里说得很直白：1967 年 巴纳德首次实施心脏移植时，针对“心脏仍在跳动的供体”还没有正式死亡判定指南，而正是这些移植手术本身，推动了新的法律与哲学论证被生产出来。[2] 换个角度看，著名手术并没有发生在脑死亡概念已经稳定之后；恰恰相反，它逼着这个概念后来变得稳定。

所以，细读巴纳德的原始文章，能看到的是一种操作性解决，理论上的安顿仍在形成途中。[1] 文本没有在形而上层面停留太久。它先列出可观察标准，随即转向插管、体外循环与降温。这个压缩得几乎没有缝隙的转换，恰恰是整篇文章最重要的历史事实之一。第一例人类心脏移植并未处在伦理上整齐的时代，后来才遭遇哲学争论；它从一开始就落在伦理语言仍然摇晃的现场，而新的语言正是事后才被补上。[1][2]

2. 这篇文章真正计算的，是一颗心脏还能活多久

报告的第二个鲜明特点，是它把移植写成一道心肌时间账。[1] 巴纳德描述了两间相邻手术室，一间处理供体，一间处理受体。供体全身降温到 26°C，因为肾脏也要被保护起来供另一家医院移植使用；供体心脏本身又继续降到 16°C 才被切取。[1] 心脏切取只用了 2 分钟。随后它被放进 10°C 的林格乳酸液中，移送到隔壁手术室，并在第一次停止灌注与第二次恢复灌注之间，只经历了 4 分钟 的间隔。[1]

这份对时间的执着，才是全文真正的脉搏。[1] 报告写道，植入和复温之后，团队用 35 焦耳 直流除颤让心脏恢复协调的心室收缩。到那一刻，移植物在常温下已经有 7 分钟 没有冠脉灌注，在 22°C 条件下又有 14 分钟 没有冠脉灌注，而它在人工心肺机上的灌注总时长达到 117 分钟。[1] 这些数字已经不再只是技术性陪衬，它们本身就是文章的论点。巴纳德是在告诉读者，手术成功的前提，是把这颗心脏当成一块正沿着代谢时钟快速滑落的组织来处理，而不能只把它看成带着象征意味从一个身体进入另一个身体的器官。

开普敦大学的历史页面把整个过程浓缩成一幅更利于公众记忆的画面：将近 6 点，一颗新心脏被电击后启动。[3] 这个画面当然成立，只是原始报告把它真正的含义交代得更清楚。技术突破并不只落在“把心脏缝进去”这件事上。更关键的地方，在于如何把心肌维持在一条仍可恢复的时间走廊里，让缝合这件事有机会变成生理上的延续。[1][3]

3. 术后页面把这门学科尚未解决的难题直接暴露出来

如果手术部分证明了人类心脏能够被移植，术后部分则显示出，更大的系统答案当时仍未成形。[1] 巴纳德列出了一套排斥监测框架：外周白细胞反应、心输出量变化、提示心肌损伤的血清酶变化，以及心电图 R 波电压变化。[1] 治疗方案也相当猛烈：先给 24 小时 500 mg 的静脉氢化可的松，再每日口服 60 mg 泼尼松，硫唑嘌呤从 150 mg 起步，随后增至 200 mg，再加上在术后 第 3、4、5、7、9 天 进行局部钴照射。[1]

与此同时，感染预防段落读起来几乎像一份隔离病房操作手册。[1] 房间先做化学消毒，工作人员先做筛查，床垫要高压灭菌，床单每天换两次，地板用酚类消毒剂反复拖洗，血培养天天做，进入病房的人数尽量压到最低。[1] 这也是报告给出的第三个关键事实。团队早就明白，移植不只是吻合口的问题，它同时也是微生物问题和药理平衡问题。

后来的回顾把这条线索讲得更清楚。[5] David Cooper 写道，沃什坎斯基术后最初恢复良好，可大约 12 天 后肺部出现浸润影，团队当时把它误判为一种与排斥相关、后来被证伪的“transplant lung”现象，于是进一步加重免疫抑制。等到肺炎被看清时，病情已经迅速恶化。沃什坎斯基在 1967 年 12 月 21 日 去世，尸检没有发现心脏排斥证据。[5]

这一串事实会重新定义“成功”二字。[1][5] 第一例移植先证明了移植物在外科层面能够工作，感染控制与术后免疫抑制之间的平衡却还没有成熟到足以保护宿主。手术成功走在了整个术后管理系统前面。把巴纳德原始文章与后来的临床回顾并排阅读，就能看见真正的不确定性在胸骨缝合之后转移到了哪里。[1][5]

这份原始文献到今天仍然能澄清什么

人们很容易把 1967 年 12 月 记成“不会之事第一次进入可操作状态”的时刻。[3] 巴纳德的报告支持的是一条更窄、也更有力量的结论。它让三道不同的问题在同一个病人身上短暂重叠：供体何时可以被判定为可供捐献，心脏在转运与再灌注之间能被保存多久，以及早期免疫抑制是否真能在保护移植物的同时保住房主的防御能力。[1][2][5]

也正因此，这篇文章至今仍是一份极强的健康史文献。它的力量落在具体性。温度、间隔、插管选择、药物剂量、清洁流程，都被写得极细，因为移植要先变成可复制的流程，随后才有机会变成常规治疗。[1][4] 第一例人类心脏移植进入历史时，并没有携带一整套已经完工的系统。它进入历史时，是一场成功的手术，而这场成功把下一层仍待解决的医学问题完整照亮了。

来源

  1. C. N. Barnard, “The Operation: A Human Cardiac Transplant: An Interim Report of a Successful Operation Performed at Groote Schuur Hospital, Cape Town”（South African Medical Journal，2017 年重刊）— 1967 年原始报告全文，包含供体死亡判定、温度、灌注间隔、手术顺序与术后方案。
  2. Raymond Hoffenberg, “Christiaan Barnard: his first transplants and their impact on concepts of death”（BMJ, 2001；PMC 全文）— 回顾 1967 年手术怎样暴露出“跳动供体”死亡判定缺乏正式标准，并推动脑死亡判定框架加速成形。
  3. 开普敦大学 Chris Barnard Division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 “World's First Human Heart Transplant” — 机构史页面，涵盖 Darvall 车祸、Washkansky 的选择、手术时间线，以及本文题图所用档案手术照片来源。
  4. 开普敦大学 Chris Barnard Division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 “First Heart Transplant Team” — 官方团队名录页面，展示第一例移植背后的多学科人员构成，也强化了这场事件的系统性质。
  5. David K. C. Cooper, “Christiaan Barnard-The surgeon who dared: The story of the first human-to-human heart transplant”（Global Cardiology Science & Practice, 2018；PMC 全文）— 后续临床叙述，涉及 Washkansky 的恶化、肺炎、尸检结果，以及移植物功能与术后生存之间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