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鲍林很容易被压成两种彼此相反、却同样省力的形象。[1][2][3][4] 一种写法把他安放成一位晚年才被广泛承认的抽象大师,画面里有光、有色层、有宽阔的表面,生平则像可以从作品里整齐抽离的背景。另一种写法又把生平贴得太紧,仿佛那些画只是迁徙、种族或跨大西洋历史的插图。Tate 这支短片的价值,正在于它把这两种压平同时推开。[1] 鲍林谈到自己年轻时总会看见人类行为里更悲剧的一面,也曾试着把那种东西放进作品;后来他越来越确认,色彩与几何才是自己最能安身的地方。[1] 这里并没有出现一种把经历洗净之后才抵达抽象的姿态,变化发生在另一层面上:经验继续留在画里,只是换了一种更接近绘画本体的存在方式。[1][2][3]

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鲍林在纽约的那段时间正落在问题中心。[2][3][4] 法兰克·鲍林工作室的官方传记把 1966 年写成一次重大转向:他从伦敦搬到纽约,进入一个在形式主义与政治之间持续拉扯的艺术现场,通过写作与策展为抽象争位置,到 1971 年时,地图绘画已经把色彩、表面与个人记忆压进同一套语言。[2] 波士顿美术馆则把这十年写成他的“美洲时期”,强调抽象绘画的上升、黑人文化辩论、教学、评论写作与展览组织怎样同时压到他的工作上。[3] Tate 的访谈更进一步,它让鲍林亲自把这些外部压力说成一种绘画方法的形成过程。[1]

配图说明:题图采用法兰克·鲍林工作室传记页中标注为“Frank Bowling in his Broadway studio, 1971”的照片。它适合放在这里,不只是因为照片里能看见地图绘画,更因为它正好抓住了本文要讨论的那个转折点:一位出生于圭亚那的画家站在纽约的工作室里,身后是一组已经把地理轮廓转成形式装置与自传性张力的画。[2]

大约 0:13 到 0:40,抽象并非撤退,而是另一种承压位置

短片一开始最有力量的地方,在语气。[1] 鲍林说自己年轻时总会看向人类行为里悲剧性的部分,也试着把那种东西反映到作品里;后来随着他越来越深入绘画本身,他意识到色彩与几何才是最让自己感到贴身、可靠的区域。[1] 这段话的分量,不在于它宣布了某种“从内容到形式”的成熟叙事,而在于它说明抽象并非一条离开现实的退路。对鲍林而言,抽象是一块更能承受重量的地带,画面可以在这里承接经验,又不用把经验重新翻译成叙事情节。[1][4]

惠特尼的艺术家页面把这层变化写得很清楚。[4] 页面提到他在伦敦后期的作品仍带着具象与社会政治内容,1966 年搬到纽约之后才真正“松开”,进入以高饱和色彩和染渍般表面为核心的抽象阶段。[4] Tate 访谈让这个说法多出一道更细的层次。[1] 悲剧性没有被抽掉,它只是换了栖身之处,进入色彩、几何、边缘与画面推进的关系里。顺着这个角度往下读,鲍林的抽象就不再像一种把生平洗淡之后换来的纯化,它更像把经验压进绘画内部之后形成的更高强度处理。[1][4]

大约 0:52 到 1:44,纽约让色彩加深,地图成为一种“母题”

这支视频真正支撑全文的,是中间这一分钟。[1] 鲍林说,自己去纽约生活之后,对色彩的关切进一步加深,而纽约这座城市的能量与驱动力让他感觉,事情正在这里发生。[1] 接着就来到关键一段:地图形状几乎是偶然地出现在他眼前,他住在切尔西酒店时开始画南美和圭亚那的地图,后来又决定把整张平面地图作为一种母题来工作,因为那些形状与图形提示对他有强烈吸引力。[1]

这段话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把地图绘画从一种太直接的身份象征里拉了出来。[1][2][3] 它们并非把故乡或迁徙经验简单贴到抽象表面上的说明性图像。官方传记写得更完整一些:到 1971 年时,鲍林已经把抽象与个人记忆并在一起,形成那组著名的地图绘画,其中出现南美、非洲和澳大利亚的模板式陆块。[2] 波士顿美术馆又把这些作品放进一整套纽约语境:评论写作、教学、1969 年的 5+1 展览、以及一个黑人抽象画家不断被要求接受狭窄分类的现场。[3] 顺着视频往下看,地图就不再只是“出身”的象征。它同时承担两件事:一方面,它是极其有效的图形资源,是可以被挪动、遮罩、压入画面的形式单元;另一方面,它又让地理、迁徙与自我定位继续停留在抽象内部。[1][2][3]

也正因为如此,鲍林在视频里说的那个词很关键:motive,母题。[1] 他说的并非一个只有单一含义的符号,而是一块可以不断工作的形状装置。地图在他的画里并不把意义钉死,地图把画面拉紧。

大约 1:39 到 2:33,倾泻画把过程本身变成事件

从地图绘画往后,短片自然滑入鲍林更晚期的过程语言。[1] 他谈到自己接着走向一种带有几何意味的色域绘画,也说到纽约正是“所有事情都在发生”的地方,倾泻、洒落、滴流、刷扫,全都在这里成为工作的一部分。[1] 这段描述的好处,是它始终停留在身体和材料的层面:先给整张画布打底,再把它斜靠在墙上,随后进行倾倒、抛洒、泼落与滴流,让材料自行沉降,等它开始变干,再把画布往上拉回去,让整个表面继续干透。[1] 他还特别强调,这一切并没有预先写好的计划,过程是在现场展开的。[1]

这恰好对应官方传记对“倾泻画”的概括。[2] 页面写到 1973 到 1978 年间,鲍林通过“偶然”与“受控意外”展开实验,从两米高的位置倾倒颜料,做出那批视觉冲击很强的作品。[2] Tate 视频把“意外”这个词重新放回了应有的重量里。这里没有随手的浪漫,只有一种被反复管理的材料行为:底层、重力、斜面、沉降、干燥、再调整,彼此接在一起。[1][2] 从远处看,这类画面容易显得像自然生成的氛围;顺着鲍林自己的讲述再看,它更像控制与放开的连续谈判。

在这个层面上,鲍林的抽象也显出一种真正的跨大西洋性质。[2][3][4] 伦敦的训练、纽约的速度、圭亚那与南美的记忆、美国色域绘画的现场,全都被压在同一张表面里,却没有任何一项把另一项吞掉。[2][4] 倾泻并非附着在身份之上的装饰动作,倾泻本身就是让多重历史在同一张画面里流动起来的机制。

大约 2:46 到结尾,标题把抽象重新拉回生活时间

视频最后一段更安静,反而更关键。[1] 鲍林说,给作品命名像记日记一样;标题会提醒他那些已经走过的生活。它们未必能让他重新活一遍当时的经验,却能留下某种震颤,让他知道那段经验确实存在过。[1] 这几句话一下子把鲍林的抽象重新照亮。记忆并不只待在地图轮廓里,也不只待在色彩氛围里,它还活在标题系统之中,像一条与图像并行的、持续回响的线。

这样一来,鲍林的作品之所以饱满,也就更容易理解。[1][2] 标题并不负责把画“解释清楚”,标题只是把一层生活压强留在旁边,让画面继续保持沉默的同时,仍旧带着经验的余震。放在这个角度里,本文对 Tate 视频的核心判断也会更明确。短片并非在重复一个“法兰克·鲍林如何从具象走向抽象”的熟悉故事。[1] 它真正讲清的,是鲍林如何找到一种方式,让抽象继续容纳传记,而不让绘画失去自己的语言。色彩承接感觉,地图承接位置记忆,倾泻承接事件,标题承接余震。[1][2][3][4]

鲍林真正厉害的地方,也正在这里。所谓“纯绘画”在他这里从来并非被抽空之后的洁净,而是一种更严格的状态:媒介本身开始负责记忆。[1][2]

来源

  1. Tate, "Frank Bowling - From Figuration to Abstraction | Artist Interview | TateShots," YouTube video, published April 19, 2012.
  2. Frank Bowling Studio, "Biography" - official artist biography covering the 1966 move to New York, the Map Paintings, the Poured Paintings, and the 1971 Broadway-studio photograph used here.
  3.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Frank Bowling's Americas" - exhibition page on Bowling's New York years, 1966-1975, including his criticism, teaching, 5+1, and the transformative role of the American decade.
  4. 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 "Frank Bowling" - artist page describing the move from London figuration to New York abstraction and Bowling's use of saturated color-field surfa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