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小说里，孤独的人常常被放进拥挤房间里，可《达洛维夫人》与《了不起的盖茨比》对派对的使用格外锋利。[1][2] 两部小说都把款待、音乐、流动的人群，以及“在公共场合被看见时既暴露又遮掩”的感觉，放进自己的情感结构中央。可它们让派对承担的工作截然相反。克拉丽莎·达洛维用一场晚会，去维持一个受损当下在几个小时里的继续运转；杰伊·盖茨比则一场接一场地制造派对，为的是把已经失去的过去，以及他认定仍旧藏在过去里的那个自己，重新叫回来。[1][2]
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在于这两部小说常常被松散地归到同一类里，仿佛它们只是两本带着暗伤的二十年代社交杰作。[3][4] 暗伤当然都在，可社交形式本身比这个说法精确得多。伍尔夫把款待写成一种暂时性的连接艺术，在一个被战争、阶层距离与私人痛感持续压迫的城市里，派对仍然可以维持一晚关系的可见性。[1][3] 菲茨杰拉德则把款待写成诱饵、舞台和自我发明：一套被搭建起来的装置，只为了让那个始终缺席的人终于出现，从而把断裂的时间线接回去。[2][4]
配图说明：题图使用的是 Wikimedia Commons 上伍尔夫 1927 年的真实照片，没有用书封，也没有用带着装饰意味的二十年代场景照。这个选择贴合本文，是因为整组比较正从伍尔夫最硬的一层理解出发：派对从来并非完整无缺的证据，它更像人们拿来对抗孤独、时间与他人不可抵达性的安排。[5]
1）克拉丽莎从鲜花开始，盖茨比从排场开始
伍尔夫的第一句，是一句关于事务安排的话：“Mrs. Dalloway said she would buy the flowers herself.”[1] 它同时也是一种写法声明。克拉丽莎的派对，是由跑腿、时间、旧友、衣服、天气、仆役、名单，以及“谁该和谁被放在同一间房里”这种细密校准一点点搭起来的。它看上去轻，小说却一直让人看见其中的严肃性。做主人并非轻浮手艺，而是克拉丽莎在战后伦敦里选择的一种方式：让关系在一个夜晚之内短暂成形。[1][3]
菲茨杰拉德给盖茨比的社交世界安排了相反的开场尺度。小说最著名的句子之一写道，“men and girls came and went like moths among the whisperings and the champagne and the stars”。[2] 这个比喻很美，同时已经带着去人格化。客人像飞蛾一样穿过盖茨比的庄园，仿佛那场派对更像一片被点亮的天气，而并非一次真正的相遇。车子不断驶入，流言四处循环，乐队持续演奏，可主人反而始终像被自己的丰盛排除在外。[2][4]
于是，第一层差别在高潮出现之前就已经成立。克拉丽莎的派对从一个必须被做出来的房间开始，盖茨比的派对从一场已经做好的过量景观开始，接下来只等观众涌入。伍尔夫写的是社交构图，菲茨杰拉德写的是社交投射。
2）一部小说在时间内部工作，另一部小说想把时间倒转
更深的分野，在每一场派对与时间的关系里。《达洛维夫人》压缩在伦敦六月里的一天之内，这种高度集中让晚会不再像逃离，反而更像对这一天全部重量的晚间回应：记忆、老去、阶层表演、旧日欲望，以及赛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那条被战争击碎的意识线，都在同一座城市里并行推进。[1][3] 克拉丽莎本人感到自己“invisible; unseen; unknown”，派对并没有把这层认知抹掉。[1] 它只是给了她一种形式，让人与人之间的分隔，能够暂时和接触并存。
连那句反复穿过小说的莎士比亚台词，“Fear no more the heat o' the sun”，也让死亡始终靠近表面。[1] 因而，克拉丽莎的晚会并非建在无知之上，它建在承认之上。这个房间之所以重要，正因为时间正在流逝，青春已经过去，死亡始终存在，而公共仪式仍然有能力在短暂时段里造出一点秩序，却不把自己误认成永恒。[1][3]
盖茨比的派对则受一种更尖利的幻想支配。尼克慢慢得知，盖茨比“had waited five years”，他把整套灯火通明的机器搭起来，只为了让黛西有一天能够跨过那片草地。[2] 当尼克说“You can't repeat the past”时，盖茨比立刻答道，“Why of course you can!”[2] 这一句，比任何香槟、丝衬衫和爵士乐清单都更能解释那些派对。它们从来并非为当下而开的庆典，而是为了不或许完成的复原。盖茨比想要的不只是黛西，他还想要“some idea of himself”一并回来。[2][4]
放在伍尔夫那里，派对承认时间，并试着在时间内部把一晚组织好；放在菲茨杰拉德那里，派对否认时间，试着让历史倒着穿过前门。
3）克拉丽莎的房间越承认裂缝越真实，盖茨比的场面一旦缩成单一梦想便迅速空掉
这也解释了两部小说的结尾为何朝着不同方向展开。克拉丽莎的派对真正获得道德重量，是在她听见赛普蒂默斯死讯的时候。她短暂退出人群，沿着这个陌生人的死亡想下去，然后带着更锋利的理解回到房间：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之间，总有无法跨过的间隔。[1] 可正因为死亡存在于场外，这场聚会反而没有变假，反而变得更真。它的成功，不在于治愈孤独，而在于让彼此隔绝的人，仍能在隔绝之中互相感到对方的存在。[1][3]
盖茨比的派对却朝相反方向收缩。一旦黛西真的被接近，那套巨大的公共秀场立刻显得多余；等到黛西无法承受这个梦想时，整部装置也就露出它空心的一面。[2] 曾经吸引“casual moths”的大宅，最终显出原形：它不过是一件为某个私人要求而放大的器具。[2] 到小说尾声，盖茨比已经“paid a high price for living too long with a single dream”，而那场使他成为传说的景观式排场，并不能替他挡住梦想在阶层现实、误认与死亡面前的崩塌。[2]
比较的核心也就在这里。两部小说都知道，派对是由表面构成的：衣服、灯光、引见、食物、时间、天气、流言。可伍尔夫相信表面仍然可以成为脆弱的公共性媒介；菲茨杰拉德则把表面写成一种欲望扩音器，一旦碰见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就会迅速失效。
4）为什么这组比较今天仍然有力
把两部小说并置着读，会看见现代主义在幻灭之后给出的两种相反答案。一种答案认为，受损的人依然需要某种集合仪式，哪怕它短暂、局部、随时会散；另一种答案则说明，当仪式被要求去恢复一个已经丢失的世界，而并非去承接一个仍可居住的当下时，它就会把自己推向灾难。[1][2]
这也是为什么这两部派对小说一直没有过时。它们都知道，公共生活从来不只是消遣，房间里同时装着幻想、地位、排斥、记忆，以及各种修补尝试。克拉丽莎·达洛维的派对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能容纳裂缝，却不把裂缝假装成已经消失；杰伊·盖茨比的派对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展示了另一种后果：当表演被拿来充当时间机器，并且拒绝现在，表演终究会把人带回更冷的现实里。[1][2][3][4]
来源
- Virginia Woolf, Mrs Dalloway（Project Gutenberg Australia 全文）
- F. Scott Fitzgerald, The Great Gatsby（Project Gutenberg ebook 64317）
-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Mrs. Dalloway”（Virginia Woolf 所著小说条目）
-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The Great Gatsby”
- Wikimedia Commons, “File:Virginia Woolf 1927.jpg”（题图来源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