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常常只以一句“扩大范围”被记住，仿佛麦迪逊只是告诉美国人，派系问题已经被大共和国的尺度压低到可治理的范围内。[1][2] 这种记忆抓住了其中最醒目的一步，却漏掉了更硬的一步。麦迪逊并没有开出一套公民德性疗法，也没有说只要共和国成员更冷静、更明智、更愿意顾全大局，制度自然就会运转。他的论证更冷，也更接近结构分析。派系来自自由本身，来自财产分布的不平等，来自多样利益的并存，也来自人们围绕激情与领袖进行组织的普通倾向。[1][2] 若这套诊断成立，良好政府就不能把希望押在“净化公民”上，它必须把压迫变得更难发生。
放在 1787 年 的批准语境里，这是一道正在燃烧的问题，远比抽象政治哲学讲座更紧迫。[1][3][4] 宪法文本在 1787 年 9 月 17 日 于费城制宪会议上议定；麦迪逊在 1787 年 11 月 22 日 写下《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随后文章于 1787 年 11 月 23 日 刊登在 New York Packet 上，成为争取纽约支持批准的重要一环。[1][2][4] 到 1788 年 《联邦党人文集》结集出版时，这篇文章已经成了最锋利的回答之一，用来回应那种担心：一个扩大的共和国要么会松散失控，要么会滑向集中压制。[3][6]
图像说明：题图采用街道层面的 Federal Hall，避开分析图、扫描扉页或抽象宪制图像。[5] 这个现场锚点适合本文，因为麦迪逊关于派系的论证从来不只是一段抽象理论，它也是纽约批准语境中的印刷说服，最终要进入具体的宪制权威与公共空间。
论证的起点：和谐之外的不稳定
麦迪逊一开始就承认，民众政府极易在相互冲突的利益挟持下，把公共议事拖入“不稳定、不公正与混乱”。[1][2] 这一点重要，因为他要抵御的不止是君主派对共和国的老套攻击。他面对的是更尴尬的一种控诉：自由政府本身会在日常立法冲突中反复伤害公共信用，也伤害少数人的权利。[2] 因此，第十篇真正要救的，是一种已经承认自身脆弱性的共和政体。
他对“派系”的界定，也把危险说得很清楚。所谓派系，是一群公民，不论其构成多数还是少数，只要他们被某种共同激情或利益驱动，而这种驱动又与其他公民的权利，或与共同体持久而总体的利益相抵触，这就是派系。[2] 这个定义主动放弃了一种安慰性的幻想，即危险只来自少数阴谋集团。少数派系可以被投票击败，真正困难的是多数派系，因为它们能够伤害别人，同时仍旧借用宪制形式行事。[1][2]
麦迪逊在解释派系来源时，语气更冷。他不把派系理解成一阵可以靠劝诫压下去的情绪热潮。[1][2] 它来自社会生活的恒常条件：人类理性的有限，自爱的牵引，宗教与政治上的分歧，对领袖的依附，尤其是“财产的不同与不平等分配”。[1][2] 债权人与债务人、地主与制造业者、商人与金钱利益持有者，会不断形成稳定的阵列。立法之所以困难，恰恰因为它每天都在这些相互碰撞的利益之间做判断。[1][2]
这就是全文的第一步狠处。麦迪逊把政治冲突从“修养不好”的层面，挪到了“结构如此”的层面。派系最深的来源在于多元本身，在于财产差异加剧之下多元利益无法取消地共存。若一个共和国要求先形成共识再行动，它就会失败，因为冲突本来就嵌在社会日常之中。
麦迪逊先排除了两种虚假的药方
既然派系是这样生成的，麦迪逊说，若想消除它的原因，只剩两条路：摧毁自由，或让每个公民都拥有同样的意见、激情与利益。[2] 这两条路他都拒绝。前者不可接受，因为自由本身就是政治生命的必要条件；后者无法成立，因为人的理性、野心与物质处境，从来不会汇成同一种样子。[2]
这段话经常被引用，它真正重要的地方却常常被缩小。麦迪逊没有把自由处理成若干副作用的来源，让社会只要忍耐即可；他的重心在于自由与冲突原本就缠绕在一起。政府若消灭派系，也会同时破坏让政治值得存在的自由条件。[2] 论证也在这里拐弯：既然原因无法移除，能做的就只剩控制它的效果。[1][2]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里顺手否决了英雄政治。麦迪逊明确表示，不能指望“开明的政治家”总在掌舵，也不能指望他们靠个人智慧把所有冲突利益调和成公共善。[1][2] 这在一篇为新政体做宣传的文章里，非常不寻常。第十篇并不信任德性到足以把整套制度建在德性上。它寻找的是另一种安排：即便德性有限、间歇、甚至缺席，制度也仍有机会继续运转。
代议制是一层过滤，也是一台概率机器
麦迪逊接下来的区分，常被压扁成“代议共和好，民主不好”。文本本身更谨慎。[1][2] 他把纯粹民主理解为公民直接集会并亲自施政的形式，共和国则让代议进入中间。[2] 关键不只在于代表比公众“更高尚”。麦迪逊确实说代议能“提炼并扩大”公共观点，可他也同时承认，代表本身会腐败，会带着地方偏见，也会靠权谋获得选票。[1][2]
这一点非常重要。代议是一种带着概率结构的过滤装置，无法自动把冲突转化成公正。在更大的共和国里，每位代表由更多公民选出，小圈子与地方名望对选举的绑架会更困难一些。[1][2] 候选人范围更大，选出合格人选的几率也更高一些，可它从不构成保证。[2] 麦迪逊在这里思考的，是制度上的概率，情感信任只占很小的位置。
接着他又加了一层，经常被忽略。代议之所以重要，既因为它改变了人民与政策之间的中介关系，也因为它与规模联动。一个更大的共和国会容纳更多利益、更多党派、更多必须跨越的距离。[1][2] 因而补救方法指向增殖，离开了对共识的期待。
“扩大范围”真正要做的，是增加利益种类，拖慢多数合谋
第十篇最著名的那段说，若把共和国的范围扩大，就会把更多党派与利益纳入其中，从而降低整体多数形成共同压迫动机的概率。[1][2] 即便这种动机真的存在，也会更难让所有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并在行动上迅速合流。[2]
这就是麦迪逊真正的结构性押注。他把设计重心放在多数形成之前，试图让“多数形成压迫性一致”这件事本身变得更难，也没有把希望放在多数形成以后还能继续保持道德克制上。距离、多样性与代议制在这里共同制造摩擦，而摩擦正是制度设计追求的效果。[1][2]
因此，第十篇反复处理的是如何让冲突在制度内部彼此碰撞，政治净化并不构成它的解法。麦迪逊假定立法机构仍会坐着带有具体利益的人，假定地方激情仍会不断升起，甚至假定不公正的计划仍会出现，包括他明显担心的债务废除与财产再分配方案。[1][2] 更大的联盟能提供的是障碍，天真的无辜状态从不在它的承诺之内。利益越多，越难轻易形成同质多数；领土越广，越难迅速把共同激情协调成压迫性的行动。[1][2][3]
这里的联邦结构也同样重要。麦迪逊说，宪法形成了一种“幸福的结合”：总体而重大的利益交给国家层级，地方而具体的利益留给州层级。[2] 第十篇并不在为一个无差别的中心集权辩护，它真正要说的是，规模与分层管辖权能够打断激情迅速变成法律的速度。
这篇文章承诺的东西，与它没有承诺的东西
若把第十篇放慢来读，它从来没有承诺派系会消失。[1][2] 它也没有承诺社会平等会到来。恰恰相反，这篇文章把财产不平等视为政治中的持久条件，并追问宪制秩序如何在这种条件下避免自毁。[1][2] 它对纯粹民主与未经中介的多数激情保持警惕，批评范围没有扩展到一切民众政治本身。[2][3]
这道边界很重要，因为第十篇经常被回忆成一篇温和派的伦理劝诫文。它比那更锋利。麦迪逊真正追问的是，能否把制度安排成这样：冲突仍然真实存在，压迫却更难被协调起来。这个判断更窄，也更难。
到了 2026 年，第十篇仍然读来有力，正因为它预设了一件现代民主反复重遇的事实：冲突属于政治生活的常态，也不会在“好人重新坐回会议室”之后自然消失。[1][2][3] 利益会分岔，多数会越界，立法机构会诱使参与者在自己的案件里扮演法官。麦迪逊的回答，是为多元性设计空间，警惕快速支配，并让碰撞本身留在宪制秩序内部继续发生。[1][2]
来源
- Founders Online，"The Federalist Number 10, (22 November) 1787"——美国国家档案体系下《麦迪逊文集》的官方文本与注释。
-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 Yale Law School Avalon Project，"The Federalist Papers No. 10"——完整文本转录，并注明该文最初的报纸刊载语境。
-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Federalist papers"——关于 85 篇系列文章、批准运动及“扩展共和国”论证的概述。
- Library of Congress，"Federalist Papers: Primary Documents in American History - Federalist Nos. 1-10"——国会图书馆指南，标出第十篇在批准辩论中的位置及其作者为麦迪逊。
- Wikimedia Commons，“Federal Hall and George Washington statue in New York City”——本文题图所用 Federal Hall 街景照片的来源页面。
- Library of Congress，The Federalist: a collection of essays, written in favour of the new Constitution——《联邦党人文集》结集版本的数字化资料与出版元数据。